3月1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了他的第52篇“3月10日声明”，该“声明”除一如既往地表现了他的“抹黑中国和西藏政策、挑动境内外藏人反抗中共、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三段式文风外，还提出了“在境外藏、汉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取得成果的同时，境内藏人也应创造条件，加强与汉族同胞之间的接触、了解”。
2008年3月14日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达赖集团的丑恶表现，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期间部分“藏独”分子的狂暴表演，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达赖的冷漠和达赖集团的幸灾乐祸，不仅让全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达赖集团的真实面目，还使一些过去对达赖还抱有些许幻想的海外华侨华人也幡然惊醒。正是达赖集团在2008年的充分表演，促使全体中华儿女认真审视达赖那张招牌式笑脸下面遮盖的真实面目，开始揭挖达赖集团的丑行，在境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达赖集团分裂言行和西方媒体造谣诬蔑的声浪。达赖集团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巨大的反“藏独”力量，许多西方政客在支持达赖集团问题上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为了扭转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狼狈形象，并培植、扩大亲“藏独”的土壤，达赖集团加紧采取欺骗手法，从2008年底开始明令要求所有境外藏人组织和人员千方百计“修补与海外华人关系”，“加强与汉人交流”。一方面达赖本人大幅增加与海外华人和华文媒体见面活动，到处宣称，“我绝对没有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地，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获得解决而进行努力”。还刻意挑选中国境内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人作为“汉人代表”进行推特连线，对刘晓波表示慰问，显示他不反对“汉人”，重视“藏汉关系”。另一方面达赖集团还到处网罗一些流落在境外的动乱分子，成立所谓“藏汉友好协会”，召开一些“汉藏论坛”，征求他们对“藏独”的建议。不过，达赖采取的这些措施效果的确有限得很，向境内搞的“网络连线”毫无影响，海外华人抵制和反对达赖的声势还在不断扩展，所谓“藏汉协会”、“汉藏论坛”等等，来来回回出现的都只是那几张达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恐怕达赖自己都感到腻味。如果说这就是达赖认定的“成果”，我们也就权且当一个笑话一笑了之。
事实上，真正在藏汉民族之间挑拨关系、制造仇恨的就是满嘴“慈悲”的达赖喇嘛本人。在他公布的“中间道路”范本——1987年“五点和平方案”中，就公然宣称要把所有汉人赶出西藏。达赖在他2008年3月10日的声明中称，“在将近60年以来，全西藏的藏人在中国人的压迫下生活”，“藏族人降低为在自己的国家里无关紧要的少数民族，迅速被人口更加众多的中华民族所同化”。达赖连藏族人是中国人、藏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都不承认，要把汉人赶出西藏，哪里有什么“汉藏民族长久互利”影子？
达赖不仅公开煽动民族对立，更险恶的是利用在印度开办的各种学校向在境外出生的年轻一代藏胞灌输这种思想，企图把民族对立、仇恨延续下去。任何一个敢于正视事实和不带偏见的人只要到达兰萨拉，到印度、尼泊尔的藏胞学校去走一遭，去看看墙报栏，去听几节课，去与儿童和青少年做一次交流，你就会找到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暴力情绪和“仇汉”心态的源头，就会明白持暴力主张的“藏青会”为什么会一天天坐大。
2009年8月29日，一个居住在加拿大与达赖关系紧密的动乱分子在博客里登载了一篇《加米我们想象中的中国人》的文章，作者在印度出生长大，名叫丹增尊珠(TenzinTsundue)，其中对中国人和他所受到的教育有这样的描述：“一个不变的固定模式，在流亡藏人舞台上的中国人形象，就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残忍和没有笑容”，“在西藏难民营，戏剧性地讲演西藏问题时的一幕：年老的西藏人对那些从没有看到过西藏的年轻一代讲述着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见闻。年轻的一代，就伴随着这些故事，成长起来了”，“我记得观看《顿珠叔叔》的时候：台阶上，当那位康巴战士拿着匕首杀死了所有的中国士兵时，我多想成为那个英雄啊！稍后，在难民营和学校，我们的孩提游戏中，常常在双方都是藏人的假想战争中杀戮彼此，而装扮中国人的一方，一般来说，是软弱的，是很容易被击败的”。
绝大多数的境外出生藏人就是在这种听长辈和老师讲述“中国人的残忍”和“杀戮中国人游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实际上更是受达赖集团“仇恨教育”摧残的受害者。试想，一个在成天“杀戮彼此”暴力和仇恨教育中成长的人，他的心灵和性格能不产生扭曲和变态？他还能与获得正常关爱的孩子们一样懂得去尊重社会、热爱人类？他还能真心与那个他臆想中被杀戮了不知多少次的“中国人”建立“良好友谊”吗？
普遍敌视教育不仅影响到印度、尼泊尔新生代藏胞对“中国汉人”的态度，就是对国内的藏族群众，只要和“汉人有来往”，只要在中国政府体制内工作，都被视为“叛徒”加以仇视，如果达赖集团有一天掌握有专政工具，这些藏族群众的命运可想而知。就连因受达赖集团蛊惑而从西藏和其他藏区来到印度的藏胞也普遍受到歧视和排挤，名称上被冠以“萨却(意为“新来者”)以示和他们的区别；言行则必须痛骂汉人和中国政府；生活必须以他们印度化后的生活方式为标准，歌舞文化也要附和达兰萨拉才是唯一正统的说法，否则都不能被达赖集团接纳。一些藏胞不注意流露出几句汉语或“汉歌”，或者批评几句达赖集团，那就会受到“汉人特务”、“汉人走狗”等围攻恐吓，后果非常严重，不仅难以在印度藏人社区立足，有的还受到极端“藏独”社团的悬赏追杀。逼得一些“萨却”必须表现得比生长在印度的藏人更加极端、更加暴力、更加排汉反华，这样才能求取立足、生存。
达赖却似乎对这种状态非常满意。他在今年“3月10日声明”中，继续把2008年发生的暴力犯罪活动称为“非暴力抗争”，称“年轻一代继承西藏正义事业的真诚和勇气，值得钦佩”。此前2月9日，达赖在印度泰姬玛哈酒店更露骨地说，“2008年发生西藏事件时，包括10岁以上年轻人，约99%的藏人参与了活动，他们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利益自发性参与活动，这种思想的巨大变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达赖在境外搞“仇恨教育”，不断向年轻一代播撒民族对立的种子，反过来又大讲他坚持“非暴力”，要求加强“藏、汉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是显得很虚伪吗？就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有谁会相信这种仇恨的种子能长成善良的树，结出和谐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