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报道说，近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报道的弦外之音不难领会：我们的论文其实没什么学术价值可言，也就是不同领域的文字堆积在那而已，搞不好，连垃圾都不如，因为垃圾还能再生利用呢。
这则报道是对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专访的一个小小的“前奏”，因为涉及了并不新鲜却仍然属于要害的问题，“前奏”便喧宾夺主。细看各个网站的转载，莫不以“数量”、“引用率”为标题，饶教授谈了什么反倒变成次要的了。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每当有人提及马上就能引起共鸣，表明论文的声誉在咱们这里早就坏到了极点，即便没有引用率排名等严谨的数据作支撑，凭感观也能判断出，我们的大量论文就是个摆设，正所谓“欺人亦是自欺”。当下的论文，水平不水平的无人理睬，发表才是目的。学生为了拿毕业证、学位证，专业人士为了评职称，高校教师为了评教授、博导，论文是一个硬件。《围城》里描写方鸿渐为什么非得弄个假文凭？因为得有个东西证明自己，“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如今赖以证明自己的，就是论文。去年笔者有幸做过一回职称评委，见识了一种有正规刊号、专供人们发表“论文”的杂志，好家伙，半月刊，每期都有半寸那么厚，明显的为发而发，给钱就发，只要发了，管你堆在上面的是什么东西，一概就可以算数。我们的所谓核心期刊，往往也这样滥用自己的信誉，让人有何话可说？
无论管理或治理咱们国家的什么事情，都有上升为一门艰深学问的可能。就职称论文来说吧，理论上看，这种要求是必要的，否则如何能证明你的业务水准呢？但乱象已如我们所见；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硬”要求，恐怕会更加乱成一锅粥，各种“软”因素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在挑起话题的这篇专访中，饶毅教授借时尚电影《让子弹飞》阐发了对论文数量和质量问题的看法：“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可惜的是，“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饶教授坦承，自从2004年有了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他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他就此风趣地说：“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但我们都知道，饶教授这样的十年磨一剑不可大量复制，倘若没有论文的数量要求，更多的人可能演变成十年都在磨洋工。
单纯讲总量的话，我们有太多的世界第一，而一旦讲人均，颜面便要挂不住，先自矮上一头甚至几头，如果再讲质量，大抵就更像论文这样简直羞于提起了。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在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场合，听到的总是我们的“总量”如何，且很有些自豪或曰沾沾自喜的意思。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理解了自惭形秽的含义，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杜绝这种典型的自欺欺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