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一位73岁老人9月26日晕倒在街上而无人救助，醒来后手举200元钱求助，有青年上前将其扶起，没有拿他的钱就走了。媒体报道后有论者如此评论：“有专家建议加大对‘讹人’者惩处力度，以法律来惩治讹诈者。道理不差，但救人者尚且拿不出证据，又如何拿出被人讹的证据？法律不是万能的，强行介入道德领域未必是什么好事，也管不过来。真正解决‘救人反被讹’，解决类似的老人跌倒之后无奈之下的拿钱‘自救’，关键还是从道德上着手。”他还写道：“如果人人都能献出一片真心，人人都能见义勇为，必然会汇聚成一股社会正义的洪流。”
“法律不是万能的”，这点我完全同意，世界上没人说法律是万能的，除非傻瓜。但是，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是能的。如果因为不是万能的，就把它放在一边，连它有限度的能也不去利用，那也是傻瓜。
的确，许多情况下当事人拿不出救人的证据，也拿不出被讹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无能为力。因为法律重证据。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能够拿出证据的情况下，也把法律的武器放在一边。例如前不久江苏如皋的讹人事件，就有公交车上的摄像为据。那位讹人的老妇就是在铁证面前才被迫道歉的。我曾发文呼吁，社会道德必须动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它，抢救它。只此一举，就可以为道德壮胆，为良心壮胆，同时亦可令那种绑架和强奸道德的缺德之人有所顾忌。
事实上，法律已经介入了，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上罢了。2006年南京彭宇一案，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如下“合理想象”：“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虽然此案的最终结果是庭外和解，但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性无法估量。从此之后，老人跌倒后无人相助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
上述论者说“关键还是从道德上着手”，不知道什么意思。推想起来，也许是教育和呼吁，还有表扬见义勇为者之类吧。烟台老人手举200元人民币求助，十目所视，此时上前相助，被讹的风险应该比较小了。如果以此为据，说明“如果人人都能献出一片真心，人人都能见义勇为，必然会汇聚成一股社会正义的洪流”，法律不必介入，道德完全有能力自救，那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历史上，我们一直提倡以德治国，要求人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吾日三省吾身”，“修齐治平”，而不大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不大习惯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应该承认，法律在许多地方还是空白，尤其是在被认为小事而偏偏事关道德的一些方面。比如公共绿地里的银杏熟了，有人公然拿了长竹竿在打，打得地上满是叶子却没人管。又比如绿地里的马莲草，有人公然把它的叶子一大把一大把地掐下，拿回家去也没人管。因为在这里法律是空白，道德也就成了戕害的对象，弥漫开来的是不道德：公共的东西是可以据为己有的。如果有关方面对此加以立法，而且责成有司以法管理，谁窃取公物，就惩罚谁，窃取者就会有所戒惧，道德就有了依靠，就有可能长大成人。
结论是：为了培植和维护中国社会道德，法律必须介入道德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