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男子李昌奎残忍奸杀19岁同村少女，并将她3岁的弟弟倒提摔死。该案一审时，李昌奎被云南省昭通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死刑，但到了云南省高院，二审却改判为死缓。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普遍认为李昌奎比药家鑫更残忍，并将此案称作“赛家鑫案”。面对舆论质疑，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他认为，李昌奎案改判“十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并大声疾呼“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
如果剥离具体的案子，田副院长的观点及理念正确得让人无话可说。但是，具体到李昌奎杀人案，田的表态显然过于“超前”，既脱离了这一案件的实际，也脱离了司法应当秉承的基本精神。以司法应当完全忠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来看，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死刑恰恰是司法的理性，而以“先进理念”作出“慎杀”判决，反而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对于司法和法律的伤害将是巨大的。
司法应当是这个社会最为理性的部分，因此，田副院长关于“冷静”的言论，对于司法机关是为至理。但司法的冷静，其标杆在于法律，而不是一种理念。无论这种理念如何先进，也只有当其成为法律之后，才能成为司法的标杆。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体系里面，凭着“先进理念”而想把一个案件办成十年后的标杆和典型，完全曲解了司法冷静的真谛——以十年后的理念为现在的案件量刑，岂不谬哉！
司法观念之争向来很多，对于死刑的存废或适用的收放程度，受各自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影响，向来众声喧哗而无定论。刑事政策固然提出了“慎杀”，但也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冷静。司法的冷静，正在于准确地适用法律，在司法过程中不对法律采取“添砖加瓦”的方式，不为个人的司法理念所左右，所思所虑，唯法是瞻。如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才能摒弃各自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国”，跳出理念之争。如此，国家法制才能有一个统一的标杆，而不是以个案为标杆。
就死刑改革而言，其本身需要系统性操作。比如，目前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相比较，在惩罚性上并非一个合理的渐进，一个罪大恶极之人，如果免于一死，则可能十余年之后即可出狱。这种落差，注定了“慎杀”的另一面必须是“慎缓”，对罪大恶极之徒慎用死缓。民众并非嗜杀，若以此认定是“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则是给公众扣一顶大帽子，又开始冲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