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随着全国两会的推进，社会管理和稳定物价、调控房产市场、异地高考等热词频频见诸报端。前天下午，前来看望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代表的习近平同志专门强调，在社会建设进入整体推进期的浙江，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思考与热议。
从中央到地方，为何如此关注社会管理？这不得不从让人略显陌生的“中等收入陷阱”谈起。这个2006年由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说的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会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中国国情还有待考证，但是，在人均生产总值正由7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迈进的浙江和嘉兴，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经济加速转型正给社会建设带来新情况和新挑战，一些新问题也往往比其他地方早发先发，社会管理的创新迫在眉睫。
嘉兴历来就有借“老娘舅”等民间力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难题的做法。更为可喜的是桐乡大力推进行业调解委员会的做法，凸显出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活力。据记者昨天了解，从2009年至今，针对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由桐乡市司法局牵头，该市相继建立了医患纠纷调委会、劳动争议调委会、新居民调委会、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因为积极聘请调解经验丰富、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建立起政府埋单的经费保障机制，桐乡的各类行业调解成效显著。从过去的只能调解婚姻、家庭、邻里等一般矛盾纠纷，扩展到能够调解复杂疑难的交通、医患、环保、土地纠纷和重大群体性民事纠纷。有了这些专业“老娘舅”的协助，一些原本可能走向冲突和对抗的矛盾消失在萌芽之中。
在全民已进入法治社会的当下，相对高高在上的传统“管理”，心平气和、依法办事的调解更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和欢迎。桐乡广设各种专业调解委员会的做法，除了有效纾解民怨之外，更重要的是验证了创新社会管理对一个地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多方开辟社会矛盾的化解渠道，主动介入社会难点与热点纠纷的调解，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创新社会管理已是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