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拖欠生活费，我还该不该给他继续带儿子？日前，网上一篇名为《女婿已经三个月没给生活费了，我还该不该继续给他带儿子》的帖子引发网民热议，“带孙费”、“有偿带孙”等新名词的出现开始刺激着人们的头脑，一些有想法的“前卫”老人开始挑战传统，他们不甘再做免费保姆，主动向子女收取“带孙费”。(据2011年2月16日《新文化报》)
如今，我国家庭的隔代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处于学龄前阶段尤其是3岁以前的年幼儿童大都由爷爷奶奶或是姥爷姥姥看护的。2010年3月，《法制晚报》记者李奎曾对100个有着0至6岁儿童的北京家庭进行了调查，发现在73个家庭中，都有双方父母在帮忙照看儿童。这种家庭隔代教育有利于培养孙子的家庭和亲情观念，而且老人比保姆更加用心，让子女很安心地工作。通常，老人不仅无偿看护，还能主动贴补一些费用，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
坊间有一种说法：“没有孙子盼孙子，有了孙子当孙子”，这话也是实情。抛除隔辈亲的因素不说，尽管带小孙子可以给老年人孤独乏味的生活增添许多欢声笑语，能够消愁解闷儿，但老人替子女带孩子实则是苦差事，操劳、操心、烦心，是良心事，更是责任活，甚至是常常费力不讨好。万一孩子出现什么闪失，轻则看脸色、听小话，重则家庭起纷争，饱受精神折磨。2009年10月26日下午，北京石景山的长安家园内发生一起悲剧：3岁儿童乐乐在姥爷张祥看管期间，趁姥爷打盹儿的工夫爬出窗户，从12层楼坠亡。这起事件虽然被警方认定为意外，却让乐乐的父亲李坚对岳父极为不满。更令人意外的是，李坚迅速与妻子离婚后，很快将长期帮助自己照看孩子的岳父告上法院，索赔30万元精神损失费。
应该说，乐乐的姥爷未尽到看护义务，看护不力，造成孩子自行攀窗从高空坠落，其疏忽大意的过失是造成乐乐死亡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法庭上乐乐姥爷却怎么也想不通：“他向我要精神损失，我的精神损失找谁要呢？我女儿的精神损害找谁要？我给他看孩子，一分钱没要，还不停往里搭钱。”
的确，这笔账不大好算清楚，但从外婆索要“带孙费”到父亲起诉姥爷看护不力索赔30万，其中的善意提醒是清晰的，义务归义务，权利归权利，即使是骨肉相连、亲情使然，权利意识不可暗然。老人从“免费保姆”的身份中解脱出来是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回归，这也提醒年轻人不要把老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情。
有偿带孙，这似乎有点不合乎人情常理，是典型的“谈钱伤感情”。但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亲情与权利的博弈中，发出了维护老人自身权利的最强音。不管有偿带孙能否实现，它都向人们廓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老人有替子女带孩子的义务，同时也有向子女索要相应报酬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婆索要的是权利，是祈求社会尽快解放看护孩子老人的呐喊，而不是“带孙费”。尽管律师说，这是家庭关系、亲情问题，不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就算是从法律上来讲，子女也有义务支付父母的劳动报酬。所以，有偿带孙子合理、合法。
法治的要义在于，既要“尊重多数”，更要“保护少数”。权利的行使是有界限的，公民个人有权利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剥夺或妨碍他人的权利，权利的界限应该在碰到另一个合法权利时嘎然而止。无限地增加他人的义务，就是推脱自己的责任。子女增加老人带孩子义务的同时，也就减轻了自己的抚育责任。所以，子女不能免谈老人劳动报酬，即便不是每个月固定支付劳动报酬，至少要隔三差五的给他们点“零花钱”，权当表表孝心也好。平时也要备足孩子的日常生活用品，减少老人家的负担。
当然，当老人的也要多体谅年轻人的苦衷，也不能赤裸裸地谈论金钱，这也会很伤感情。更为重要的，我们的各级政府也应当重视幼儿教育问题，在社区内就近建立更多的家长从经济能力上能够承受的幼教机构，让年轻的父母们觉得把孩子送到幼教机构才是最合适、最佳的选择，老人的负担就自然解除了。人到老年，谁不图个清静、享受清福呢？许多子女让父母带孩子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维护老人的休养权利，政府要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