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坐标】麻溪塘(江苏称为清溪塘)：平均宽度约30米，水深2米，自西向东流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及秀洲区王江泾镇后汇入苏嘉运河。麻溪塘既是盛泽、王江泾两镇也是吴江、秀洲两区，苏州、嘉兴两市，乃至苏浙两省的界河。
从王江泾镇一路向西，穿过杨柳依依的西雁荡，眼前一江春水，两岸良田。河流称作麻溪塘，村落名叫小天圩，一棵香樟树划出模糊的边界，数十户人家分属浙江的西雁村与江苏盛泽的杨扇村、兴桥村，户籍不同而邻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平静的田园风光背后却有着一段风起云涌的往事。“2001年11月22日，渔民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8台推土机、上万只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筑坝截污，当时取的土就来自我们脚下这两亩田……”13年前，西雁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潘根荣还担任着村里的治保主任，谈起当年的“零点行动”，他依然对每一个细节记忆犹新。
以“零点行动”为里程碑，麻溪塘生态环境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1993年起，盛泽镇成为了印染工业的中心，“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盛名之下，27家较大规模的印染企业齐聚麻溪塘上游，日排放印染废水超过10万吨。一江污水向东流，下游王江泾镇就成为了污染承接者，西雁村更是首当其冲。
“我们这里过去有‘上游办厂盆满钵满，下游养鱼血本无归’这样一句话。”潘根荣说。上世纪90年代初，麻溪塘的水质在三类水标准之内，但当时，盛泽对印染行业的排污标准仅定为二级，污水处理的成本低了，产业集聚加快了，下游水质恶化的速度更是惊人，王江泾的渔场几乎成了盛泽印染企业发展的“风向标”，“上游日出万匹，下游死鱼万斤”的现象屡见不鲜。2001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当时，麻溪塘水各项指标比五类水标准还高出七八倍，COD指数更是一度达到了1000以上，几乎“爆表”。
“上游不负责任，我们下游成了‘苦主’，村民普遍意见很大。”在潘根荣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后期，王江泾农民与盛泽企业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没有断过。面对面交涉、向环保部门投诉、找媒体曝光……
然而，一条边界线始终是维权行动无法逾越之壁，上游失责，来自下游公共权力与民间话语便一一失灵。“你污染我的家园，我拦断你的航道”，2001年11月22日，忍无可忍的王江泾渔民以“零点行动”进行了抗争。
矛盾的爆发推进了麻溪塘的环境治理。“零点行动”后的第三天，由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出面调解，苏浙两省在边界水污染和水事矛盾协调会上达成了一致。上游的吴江市(现吴江区)需负起环境保护责任，逐步落实重点企业限产、停产整改方案和污水排放总量削减方案。麻溪塘的治理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权责划分与时间表。2002年，这桩跨省水污染案走上法庭，王江泾47户养殖户胜诉。至此，界河的环境责任问题以法律形式得到固化。
“这几年上游来水干净多了。”这是今年初以来麻溪塘畔西雁村村民们最直观的感受。“零点行动”后，为了履行实现污水日排放量控制在10万吨以下的承诺，盛泽镇强制关闭了1家规模较大的印染企业，淘汰了288台印染设备，搬迁了1家企业和100台印染设备，各污水处理厂全部安装污泥压滤机，污泥进行干化处理，在7个排污口安装在线自动监测仪，实行24小时远程自动监控。
当年“跨省污染的第一案”催促着跨省联合执法机制迈出第一步。两省、两市、两区之间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确立了信息互通、现场联合和解决重大污染事故苗头联合办公的团结治污三大机制。“上游肩负起治理的责任，我们下游也不能置身事外，同样要负起监督、执法的责任。”秀洲区环保局副局长杨小生说，“如果我们这边发现水质情况有变，就立刻向吴江方面通报，要求他们马上处理。若是确定污染源在对方边界纵深3公里范围之内，我们还能打破边界直接执法。”
2008年，秀洲区环保部门闻悉盛泽镇有一个可能产生污染的大项目要上马，通过嘉兴市政府与苏州市政府积极沟通，最后这个项目没上马。
2013年，盛泽镇的村庄整治、王江泾镇的“三改一拆”相继启动，经过两镇党政办的协调，双方在小天圩这个特殊的村民组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推进，短短几个月，小天圩完成拆违数千平方米，减少生猪养殖450多头。
今年3月，秀洲区首例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开庭，两名结伙在位于苏浙边界共同经营一家废旧铁桶翻新加工厂，并跨省超标排放重金属铅污水的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两地各司其职，上游盛泽的污染企业已基本实现截污纳管，下游王江泾拦截污水的细格网已经拆除，渔民陆续“上岸”之后，对水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的鱼虾、珍珠养殖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最新的监测结果显示，目前交接断面的水质已经恢复到四类标准。
记者手记：
边界治水，呼唤环境正义
“负外部性”是一个来自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个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
解读麻溪塘20年环境治理史，环境“负外部效应”是上半部的一个精准注解。多年以来，行政权力有界，而污水扩散无界，跨界排放无需负责，更无成本可言。于是在边界博弈中，经济效益内部化、环境成本外部化成为了污染企业最自然不过的选择。然而，经济学的最优选择从来不代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随着矛盾积聚，麻溪塘跨界污染从环境问题上升为了社会问题。
高强度、高烈度的矛盾爆发打断了长期以来环境成本转嫁的利益链条，如何建立新的边界治理秩序？环境正义是麻溪塘环境治理的新注脚。
何谓环境正义？对于边界治水来说，便是在一退一进之间。唯有上游的经济发展诉求退居“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伦理边界之后，下游的环境监管力量突破到行政区划的藩篱之外，双方才能真正意义上共同承担起边界治水的环境责任，实现共治共管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