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而各种或明或暗的就业歧视又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抹上了一层不公的色彩。近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大型招聘会、网络求职中发现，依然有很多单位在招聘条件中设置了年龄、性别、户籍等限制，而一些毕业生表示，即便招聘单位不明文规定，实际招人时也会有这些限制。

　　毫无疑问，699万高校毕业生规模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已经构成了不小的压力，而“本科生签约率下滑逾一成”的严峻形势，更是令各地极易条件反射地产生“先保证本地生源就业”的想法与冲动。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越是在这种困难时期，越应该重视就业公平问题。这是因为，相比那个已经逝去的大学生“就业黄金年代”，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成色”更应体现在像今年这样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中。

　　大学生之所以会遭遇各种就业歧视，不少企业之所以只招本地生，一方面固然有企业自身的原因——比如此前有媒体曝光，一些银行为了方便拉存款，面试时先问求职者的家庭背景与父母职业。显然，相比外地生源，本地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宽广，工作起来更具人脉优势。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隐形歧视”更加应该引起重视。就以北京市为例，无论是前不久当地出台的“毕业生落户年龄限制”政策，还是北京市人社局“力争本地生源就业率达到95%”的最新表态，无疑都会对招聘单位产生某种暗示和激励，进一步加剧其追逐本地生的冲动，以降低今后为员工落户等支付的“体制性成本”。

　　在这个意义上，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就业公平，除了需要劳动保障、司法等职能部门加大对于就业市场的巡查、监管力度，及时查处、纠正企业招聘环节存在的歧视规定和做法外，最关键的还在于检讨政府自身的户籍、人口和就业政策，摒弃“本位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暗箱操作和“拼爹”乱象。否则，各种就业歧视、招聘不公只会潜伏不会消亡，反倒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招聘单位“不得以毕业院校、年龄、户籍等作为限制性要求”的通知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其实，毕业生一多就搞就业歧视，甚至只招本地生，这种做法与经济形势一紧张就搞贸易保护主义一样，不仅不能保护本地利益，相反只会加剧各地区间的矛盾，阻碍户籍制度改革。故而，越是“史上最难就业季”，政府部门越应重视就业公平，而不能人为制造就业壁垒。这不仅是一个就业问题，更关乎改革的方向与决心。对此，一线城市、国企事业单位理应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