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无烟日临近，《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专家建议稿）》也进入关键阶段。北京市人大发布“公开征求意见分析报告”，透露卫生间拟划入禁烟区；公安等执法部门有望加入负责控烟；到戒烟门诊戒烟拟享受医保报销。
地方立法广泛汲取民意民智，寻求破解控烟公共治理难点之策，值得赞许。此前建议稿取“控烟”而非“禁烟”，本身就体现了立法的理性与思维的转变：依靠综合治理而不是片面的强制手段达到控烟目的。
对于控烟立法而言，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价值利益的冲突，而是如何在社会共识前提下，防止日后陷入执法虚妄的境地。如果不考虑执法难题，一味寻求理想化的方案，立法便容易成为摆设。近年来各地控烟式微关键即在执法环节，禁烟令下一些宾馆酒店依然是盲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禁烟标志形同虚设。
为此，要防止控烟条例再度陷入执法尴尬，立法设计必须考虑可执行性。比如，在范围上如何区分控与禁的关系？此次征求意见，民众对控烟范围的意见最多，提出的将“卫生间”纳入室内禁烟区也不错。不过在立法的涵盖性上，如何界定应当全面禁烟的“公共场所”，则是个关系执法可行性的大难题。范围过大势必造成执法鞭长莫及，范围过小又难以实现禁烟目的，在十分宽泛的市民活动场所中划分出禁与控的疆界，既要杜绝禁烟死角，又要拓展控烟的辐射效果，考验着立法智慧。
又比如，在控烟方式上，怎么协调好堵与疏的关系？依赖行政强制手段，扩大管制权力，强化处罚力度，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增强可操作性的金科玉律。但无论执法主体与权力的扩张，还是针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加大，都不是衡量立法可操作性的唯一标准。从堵的方面看，改变控烟中“分兵把守，各管一摊”的执法体制固然重要，针对爱卫会的执法权限缺陷，引入公安机关也能增强控烟的执法力度和威慑力量。问题是，在应对法不责众的行为心理时，公安机关执法也可能力不从心，如果依旧采取运动式执法，吸烟就会像闯红灯一样陷入治理怪圈。
由此，立法既要重堵，也要善疏，既要关注常态化的执法机制建设，也要从强化他律转向提升公民自律。采取刚柔并济的多元治理方案，对违法者须严惩，对一般公众则需春风化细雨般的教化，进而探索出一条行业自律、舆论引导、公众监督和执法纠治四位一体的控烟治理模式，最终突破城市控烟的治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