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看建团的目的和团员的来源，也足以证明团的事业和党的事业是休戚相关的。建团的目的，《先驱》第八号上明确指出：“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具体来说建团是为了“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⑩以公开的办校形式掩护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活动的“外国语学校”，其目的也是“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11)团的建立确实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团组织发展到二十多人。据许之祯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忆和肖劲光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回忆，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伍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12)这里面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有的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青年团象一块巨大的吸引力极强的磁铁，把一些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身边，成为党得力的左右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醒了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大地，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是积极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民众，特别是唤醒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的要求改革的青年。这些青年要求寻求真理，寻求砸烂旧中国，建设新中华的道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甚至千里迢迢来到当时新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找《新青年》社(陈独秀主办)，找《星期评论》社(李汉俊办)，找《民国日报》社(邵力子等办)，以求出路。尽管当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员较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13)但这些青年以饱满的热情，立志改革，寻求思想解放，这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也正由于这样他们才从五湖四海汇集于一起进行探索，进行实践。当时的这些客观原因，决定了他们其中有一大部分青年必然走入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行列。
最后从渔阳里六号团址的位置及作用也是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亲密无间、携手共进的关系。渔阳里六号不但和老渔阳里二号——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住处，即《新青年》社的地址很近，交往方便，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及时得到党的帮助、指导；(其实当时的老渔阳里二号“就是当时党部所在”。(14))还在于党利用渔阳里六号为党初期的对外联络接洽提供了许多方便。包惠僧回忆说：“党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如一九二一年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笔者注：指党的“一大”)此处是我们的联络机关，我常到此处。我记得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陈潭秋同志也到过这里。这个地方要称为党临时中央工作部”。(15)由党组织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渔阳里六号召开的；“我们还在新旧渔阳里两处(笔者注：指渔阳里二号和六号)出版了《共产党》周刊，总编辑部设在《新青年》杂志社中，李达、陈独秀和我都参加了编辑。”(16)从此还可看出渔阳里六号曾经还是《共产党》周刊的编辑部。
为了有利于党的安全和进行有效的活动，当时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团干党的工作，党做团的工作，要真正分清这是团的工作，那是党的工作是困难的。“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17)与其说渔阳里六号是团址，渔阳里二号是党部，倒不如说是一家人分在两地或是溶合在一起的一个有机整体。
从建党初期租定这房子到“一大”前夕退掉，渔阳里六号一直是作为党团活动最频繁的住所之一，渔阳里六号象征着我们青年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的第一级台阶，它也象征着我们党和青年团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亲密无间的优良传统。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陈华建)
注：
①(13)：《“一大”前后》第一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②④：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总第49期，林谷良文。
③(14)：《“一大”前后》第二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施复亮。
(12)：河北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百三十八页。
⑤(11)：上海《党史资料丛刊》八○年第一辑，《外国语学社》。
⑥：《“一大”前后》第二册，《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
⑦⑨⑩：李达《1920年——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人民大学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
⑧：《现代史料》第四集，第二百二十页，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版。
(15)：《“一大”前后》第二册，《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
(16)：《“一大”前后》第二册，《袁振英回忆》。
(17)：《“一大”前后》第二册，《包惠僧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