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的人实现了100%就业……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的秀洲区王店镇农民没有想到，就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们已经实现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企业老板的历史性跨越。
也就在这个时间里，嘉兴100多万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接二连三”融入城镇的就业大军中，改写着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这个不仅代表着职业甚至代表着身份的词汇，终于在户口限制的枷锁中成为历史的记忆。
其实进城就业对他们的影响绝非仅此而已。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嘉兴以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转移农民就业的同时，开始了更多的创新实践。从就业限制的放开，到社会保障的完善；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到生活方式的嬗变；从物质生活的改善，到和谐家园的构建……统筹城乡发展，嘉兴一次次率先试水，出色地完成了“党的诞生地”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也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印迹]
城与乡，一个定格地域特色的名词构筑了一道有中国特色的“天堑”。
外地人与本地人，一个区别人们出生地的名词成为阻隔人们自由流动的“城墙”。
翻开90年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影响甚至决定着“天堑”与“城墙”的重要因素就是“就业”。因为就业问题，农民被定格在土地上；因为就业问题，人口的流动有了诸多限制……
而在就业的背后，是农民辛酸的记忆和无奈的选择。
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工业经济的不振导致就业岗位的严重供给不足，着手解决城镇的就业问题成为当时的工作重点。1950年6月，政务院颁布了《城市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努力促进城市就业。1952年7月，政务院全国就业会议通过的《关于就业问题的决定》，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应稳定在农村生产上，不要盲目流入城市。
从1954年3月到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又密集发文，出台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城镇的就业，稳定了国家的生产秩序，农民必须以土地为生的指导思想也由此确定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城市，就业则一直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1978年，注定成为中国的转折之年，而这一年，对于嘉兴来说，同样也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其中工厂大招工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事件。史料记载，当年6月至12月间，由嘉兴地区计划委员会下达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指标约有1.3万人。成千上万的高考落榜生、待业青年、返城知青成为国有企业的职工。
尽管如此，有限的工作岗位依然无法满足就业的需求，“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的就业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限制着农民进城。作为当年嘉兴的工业重镇，透过秀洲区王店镇的就业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就业，对整个统筹城乡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该镇从事20多年劳动服务工作的王店镇社会事业(保障)所所长姚正祥认为，农民进城就业大致可分3个阶段。
1995年以前，国有企业是王店镇的经济命脉，占二三产业的85%以上，民营经济占比不到5%，而且绝大多数是个体工商户，当时称为个体户，其他则为集体经济。尽管工业经济相对发达，但农民进城就业仍必须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务工证》，而且只能做计划外的合同制工人和临时工，所从事的工作岗位也都是又脏又累的重体力活。即便如此，用工指标还有诸多限制。
1995年到2003年，改制成为当时国有、集体企业的最强音，大批企业职工告别了赖以生存的企业。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城镇可供岗位大幅上升，伴随着进城限制的松动，农民开始了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历史性转变。到2003年以后，民营经济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目前，整个王店镇吸纳农民及外来务工人员达4万多人。
从着力解决城镇就业，到农民无障碍进城务工，农民走出了离开土地的重要一步，就在2003年前后，嘉兴市城镇人口集聚整体进入加速期，统筹城乡发展也翻开了崭新一页。
[解读]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农民进城的萌动，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农民进城务工限制的逐步松绑，再到新世纪农民转移就业，嘉兴的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城市化进程，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加快前行。外来务工人员、本地转移就业的农民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04年，嘉兴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的投入使用，为各类求职人员提供了一站式、零费用的求职平台。在随后的时间里，就业服务的触角已经延伸至村、社区，就业不仅是每一个劳动年龄段人口的自身需求，也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在家门口就近就业正逐步成为现实。据统计，到去年底，全市创建充分就业村和充分就业社区达标率分别为90%和69%，达标村(社区)劳动力就业率达到95%以上，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
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生活方式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消弭城乡鸿沟，打破城乡壁垒，让城乡居民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生活环境、就医就业、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既是适应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迫切需求，也是党的诞生地践行科学发展观、落实执政为民服务理念的现实需求。
围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嘉兴在“红船精神”的引领下，开始了一个又一个首创实践。自2008年10月1日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建立了按公民经常居住地登记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剥离传统体制下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社会功能。实施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嘉兴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填平城乡政策鸿沟的一次有益尝试，此举被称之为“全国各地户籍改革的一个最新标本”。
剥下身份的标签，注入惠民内涵，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嘉兴统筹城乡发展迈出了更具实质意义的步伐。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人均筹资水平、年门诊结报率、住院结报率等均列浙江省第一，成为浙江省农民看病负担最低、医院报销最多的城市，嘉兴也被列为全国新农合和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城乡居民合作医疗试点城市。
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不但从政策层面将保障制度扩覆到城乡所有人群，而且使原本碎片化的城乡社保实现了制度上的衔接。针对失地农民、外来务工者和70岁以上老人三类特殊人群，嘉兴也为他们系上了“安全带”。50万非职工居民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其中90%以上为农村居民。
在全国探索实践以“两分两换”推进“两新”工程建设，重构了嘉兴城乡关系，将农民手中的生产要素从分散、凝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借助流动的市场力量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增值目标。曾经想方设法逃离农村的居民，如今刮起了“回流风”。无论是选择逃离还是回归，都代表着人们对城乡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认定。选择的背后，包含了对资源和利益的追逐。
每一次改革和创新，都促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熔炼和嬗变。嘉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农村和城市的面貌如此相像：农村的夜晚已不再黑暗，路灯照亮了每一条通村达户的水泥路；农村的道路不再泥泞，全市100%的村都通了公交；农民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薪金、股金、租金、保障金，非农收入占80%以上；家门口的商场、超市、菜场，让农民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城市生活……
[回音]
从对“盲流”的限制，到农民进城就业的完全放开；从自发进城就业，到“充分就业村”的创建；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到生活方式的嬗变，嘉兴统筹城乡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据统计，嘉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已连续7年超过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91∶1，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但嘉兴的创新并没有因此止步，超越了物质追求的精神文化创新、生态建设创新、平安建设创新等，正在一步步提升嘉兴城乡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近年来，嘉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践了以“政府主导、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为主要特点的城乡一体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模式，解决城乡居民“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去年底，嘉兴数字图书馆开通，让数字资源的免费服务走进城乡千家万户。启动实施新华书店农村小连锁工程，已建成“农村小连锁”网点50个，市本级实现了“农村小连锁”全覆盖。今年6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嘉兴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说：“嘉兴的文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环境是最大公共品，抓环境就是抓发展、抓民生”，这是嘉兴领导面对环境问题的有力回应。面对城乡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嘉兴开始“铁心减排、铁腕治污、铁面执法”，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从2005年起，环保信用不良企业不但要遭受重罚，还必须公开登报道歉，公开承诺治理期限。为严格控制污染企业将自身环保成本外部化，倒逼企业减排，嘉兴积极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成立了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并探索初始排污权有偿交易，促使企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选择有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
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基层为重、法治为先。嘉兴还始终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强化矛盾排查调处、落实全员维稳责任、筑牢治安防控体系、优化重点人群管理、开展系统平安创建，作为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构筑起平安、和谐的美好家园。在日前召开的省建设“平安浙江”电视电话会议上，我市“平安嘉兴”建设实现新突破，嘉兴市及所辖的县(市、区)再次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大市和平安县(市、区)，实现平安建设“六连冠”和“满堂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