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一纸录取通知书与两个家庭的命运
2009年12月14日 08:02
甘肃省文县公安局11月下旬恢复了任永良被冒名顶替了10年的户籍。但文县人民检察院在介入调查此案4个多月后,仍迟迟没有公布调查结果。11月21日下午,负责调查此案的文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英告诉记者:“没有结果之前不能接受采访”。
11月16日,本报以《冒名顶替者坐进了县党史办》为题报道了这桩跨度十年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十年前,两人是同班同学、表兄弟,高考成绩放榜,任永良考了318分,张福文只有146分;十年后,两人命运彻底改变:从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张福文,坐进文县县委党史办的办公室,而任永良仍在为生存的尊严而奋斗。
一纸录取通知书,不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不管这对“挂钩亲戚”当年是否关系密切,但十年后,两个家庭已经走向了“针尖对麦芒”的对立。
没有谈拢的“私了”
据文县一中一位教过二人的老师回忆,任永良的成绩稍好于张福文。在这个仅有28个学生组成的普通班中,“比较朴实的”任永良学习成绩处于班级的中上游,而张福文的成绩则比较靠后。
对于记者“当年招生审核把关不严”的质疑,天水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陈逸平回应说:“学校在报名审查环节是细致的,新生资格审查中任永良的身份证、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
他解释,当年招生均是通过纸质档案录取审查的,农村学生档案的涂改现象比较常见。
11月9日傍晚,任永良的父母,57岁的任富贤和56岁的赵继莲在家中向记者回忆了那次不愉快的“谈判”。
2009年7月24日,当地媒体对此事调查之后,张福文的父亲张汝云提着4瓶当地产的成州酒来到任家。在任富贤夫妇看来,这是提着“下话酒”来的。而在张汝云的讲述中,当时双方的谈话“带着一种气愤,他们把我挖苦了一茬”。
张汝云道歉:“我对不起你们,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的妹子,我错了。”“你们要求啥,我答应啥。”
赵继莲当即说,“你让我的儿子坐办公室”;“找个媳妇,行得吗?”;“户口没得,弄个户口吧。”
张汝云只回应:“不可能,麻烦得很。”
双方话不投机,没有谈拢。“我60多岁了,生了两个儿子,泼命呢?(当地方言,意为拼命——记者注)”赵继莲说。
“我也60多岁了,我也有两个儿子呢。我也就泼命呢。”据两位老人回忆,张汝云一度声泪俱下。
“你不要下(落)泪,我比你下泪得多。我供个大学生不容易,你是工作干部,我是老农民,一字不识,我是姑姑的女,你是我舅舅的儿,你都这么把我的儿子害了。”赵继莲说。
就任永良父母还原的“谈判”对话,记者曾向张汝云求证,他说:“我可能说了那话。”
在媒体曝光之前,双方曾在亲戚的斡旋下“私了”。据“中间人”任建庆回忆,当时张汝云带了一份协议,大意是“因户口产生误会,同意付给任永良18万元,而任永良承诺不再翻案”。
据了解,当天,张汝云即向中间人的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不久,经当地媒体曝光,当地检察机关介入,这笔钱被冻结。
任永良说,当时他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协议没有生效”。据他回忆,当时,张福文曾表态:“我就是卖儿卖女,也要把钱还清。”
“您是不是觉得愧疚,所以才给他钱?”记者向张汝云求证。
他回答:“这个,我没这么想,我总感觉他是我们亲戚的娃,有血缘关系。有困难了,我们帮一把,这是正常的。”
11月14日下午,张汝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两家已经私下和解,他同意付给任永良20万元。而记者将这一消息告知任永良时,他说:“我压根就没同意。他这样说的话,我要将官司打到底。”
“在这个事情上认真了,最终会两败俱伤”
任永良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至今未能完全卸去。为了供他上学,弟弟任俊忠小学4年级未毕业就辍学了,如今在砖窑厂卖苦力,双手已经爬满了老茧。妹妹任艳萍初三毕业那年,想学电脑,因家里连1000元都拿不出,只好作罢。
当年,因自费上大学,他的家庭支付了一笔额外的教育支出,东拼西攒凑了4万多元。一笔500元的借款至今尚未还清。
“我下辈子再也不供学生了,供怕了!”任富贤话里透着沧桑。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回忆,为供儿子上学,家里在最艰难时,甚至连盐都吃不起。
尽管已经实现了温饱,但糜面仍是这个农家的主要口粮之一。靠着母亲每年养猪的微薄收入,任永良艰难地完成了他的学业。今年,他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
“当时就是想让儿子吃口轻巧(容易)饭。”这对农村夫妇的美好愿望,在儿子上完大学7年后也没能完全实现。
张福文家在10年后被流言蜚语所扰:“好像我们一家人是贼嘛,反革命分子,连门都出不去了。”
“如果你们这次来再翻腾这件事情,我们一家人就死定了。”张汝云对记者说。
这位父亲,已显得十分憔悴。他发现,仅几天,儿子的头发就已经掉得和自己一样稀疏了。
“他不为我们着想,我们作为亲戚,还替他们着想呢。这个事情他认真了,最终会落个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一直沉默的张福文说。 (记者 张鹏)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张鹏
编辑:
夏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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