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与曝书亭-朱彝尊,曝书亭-秀洲新闻网

冬日的曝书亭非常安静，人们三三两两地，或静坐在六峰亭、曝书亭一隅，或闲走在娱老轩、潜采堂门前，或驻足在舫的墙边。这个温暖的冬日，我们走在小园的石板路上，想起几百年前日日走在这条石板路上的庭园主人朱彝尊，他曾经非常自豪地说：“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潜采堂便是他的藏书楼，而曝书亭正是他晒书的地方。

　　朱彝尊，清初著名学者和诗人，被尊为 “一代文宗”。他字锡鬯，号竹，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朱彝尊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曾祖父朱国祚为明代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朱氏最显赫的一代。到了朱彝尊父亲那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但朱彝尊钟爱读书，某年大旱，家中无以举炊，却依然书声朗朗。他自小在叔父的指导下弃八股而习《左传》、《楚辞》、《文选》等，由此打下了古文的坚实基础。

　　梅会里，今浙江嘉兴王店镇，镇名的来历与五代时期一个名叫王逵的人有关。王逵官至工部尚书，因不满官场黑暗而辞官隐居于此，志书上说：“自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又“镇遏使王公逵居此，环植梅花，故称梅里”。市河梅溪沿主街流入长水塘。王店以“梅”冠名的雅称就有梅里、梅会、梅汇、梅会里、梅溪、梅花溪等。和梅花一样，王店是一个风雅之所在，这当然还因为，此处有一个曝书亭。曝书亭虽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亭子，但曝书亭又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亭子？从文化意义上说，它早已成为一种象征，生生不息地影响着后来者。清代学者冯登府在《重修曝书亭记》中说：曝书亭盖“栖魂魄于此，千秋之名，身后之事，胥于一亭焉。” 继而又有“梅里，诗海之一波也……”的赞誉，是对朱彝尊和梅里的推崇。今天的嘉兴地方报《南湖晚报》“曝书亭”栏目历史已久，其文章总是充满了浓郁的地方人文色彩。

　　朱彝尊是在41岁那年买宅于邻，因宅西有竹，乃至后来他以“竹” 自号。梅里的悠悠长水，牵动着诗人的心。多年之后他客居北京郊外，倩画家曹次岳画《竹图》长卷，朱彝尊当时为此而作《百字令·索曹次岳画竹图》词一阕。又经数年，因劾落职，引疾归田的朱彝尊将此词书于卷端，并题跋语于其后，说“因付装池，并书前阕，以要和者”，于是乎出现了文坛高手相继和词的一时盛况。康熙三十五年(1696)朱彝尊68岁，始筑曝书亭于所居荷花池南，为此他写了《曝书亭偶然作》九首诗。曝书亭呈正方形，北檐下的“曝书亭”三字为清初文学家严绳孙所书。亭子北面两青石柱上镌刻杜甫诗、汪楫书、阮元摹的楹联：“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上番”是四川方言，指植物不断成长。此联还真适合曝书亭的意境。朱彝尊一生爱竹，每徙，必选有竹之地居之。如今，曝书亭南一大丛翠竹劲秀挺拔，竹叶翻飞间，曾有多少诗意在涌动。

　　诗、词、文是曝书亭主人的三绝。竹之文和汪琬并驱。诗与王士祯齐名，时称“南朱北王”，领袖诗坛。他还是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以他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和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在当时词坛并峙称雄，朱彝尊与陈维崧、纳兰性德并称“词家三绝”。2004年那几个寒冷的雪夜里，我一直就在读和抄写朱彝尊的诗词，雪夜诗心继而生梦，感觉非常的温暖和舒畅。竹诗意境甚美，如他的《闲情》其八中有几句：“门前种树名乌臼，水上飞花尽碧桃。三里雾同千里远，九重楼恨十重高……”据说诗人吴梅村游李见其诗，赞叹道：如果遇到贺知章，你就是谪仙人了。竹一生漫游，写过好多怀古凭吊诗，友人众多，又写过不少酬赠之作。后人高度评价其诗：“诗至竹，性情与学问合。”

　　竹诗风格清新隽永，他在46岁那年客居北京郊外潞河时写的《鸳鸯湖棹歌》，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把那时的嘉兴写得摇曳生姿，令人击节叹服，真可称为一部有韵的嘉兴地方志。“侬家放鹤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一度在嘉兴梅湾街的建筑外墙，这样的诗画随处可见，我每每路过此处，总要注目。

　　郁达夫也非常喜爱朱彝尊的诗，称“‘怕解罗衣种莺(罂)粟，月明如水浸中庭’，艳丽极矣。”朱彝尊诗下原有注：“禾中产罂粟。相传八月十五夜，俾女郎解衣播种，则花倍繁。”这确实是非常奇妙的，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非凡之力。因为这样的诗，才有郁达夫的追忆：“鸳湖旧忆梅村曲，莺粟人传太史歌。”吴梅村有《鸳湖曲》留史，朱太史写下棹歌传唱。

　　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出，和诗、补诗、续和的延绵不绝，古代有谭吉璁、陆以、张燕昌等名家，当代又有诗人庄一拂、诗人兼印人沈茹菘、词人兼画家吴藕汀等人的和诗，有确切数量的14家，计1374首。棹歌一唱三百年，这在嘉兴，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康昕、史念、蔡明先后有《鸳鸯湖棹歌》笺注的出版。

　　潜采堂在曝书亭及荷花池之西，堂内悬着“研经博物”的匾额。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50岁那年应清王朝“博学鸿词”之征，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纂修《明史》。而后二度被罢官，其后《经义考》、《曝书亭著录》皆成。77岁那年，康熙南巡至浙江，朱彝尊四度迎驾，并在朝见时进所著《经义考》、《易书》，康熙乃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赐给朱彝尊。此匾已佚，现在的匾额由书法家张宗祥所书。潜采堂的西墙上有朱彝尊石刻像，头戴笠帽，面带微笑，神态自若。

　　如今的潜采堂空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昔日八万卷藏书的踪影，今人唯有怀旧而已！当年朱彝尊在《曝书亭著录序》中说：“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书之幸与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这确实是很悲哀的，朱彝尊一生藏书，几经波折，最后也只是空留曝书亭而已。

　　说到朱彝尊的藏书，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他最早的藏书是自岭南归来访豫章书肆购得的五箱图书，此时清政府兴文字狱，五箱图书尽佚。此后，朱彝尊在长达十多年的游幕生涯中，不断地收藏图书，他曾用二十金购得明项氏万卷楼残帙，又抄得范氏天一阁、黄氏千倾堂秘本。在任纂修官时，常携带一名抄书手私入禁中抄录四方所进图书，充实自己的收藏。此事遭人告发，结果被罢官，时人谓之“美贬”。但他并不后悔，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

　　民间更是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天，朱彝尊躺在荷花池旁，袒胸露肚地晒太阳，恰被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碰见，问其原委。朱叹道：“我一肚皮书派不上用场，都发霉了，晒晒太阳，免得霉烂。”康熙回京后，招其面试，见他满腹经纶，便封了官。后来，人们在当年的荷花池旁筑了一个曝书亭，朱彝尊晒书的故事也就广为流传了。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但至少说明，民间非常推崇朱彝尊的藏书和学识。

　　我们漫步在曝书亭，冬日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枝叶暖暖地照在身上，和我们的脚步一样地随意而闲适。遥想当年，曝书亭的主人是多情的，他的《风怀二百韵》便是一个明证。风怀诗抒写与其姨妹的私情，情意绵绵。有人认为，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一卷，皆《风怀》注解。夏承焘有诗云“朱十风怀漫断肠，江湖情话不堪长”，写得亦颇有情趣。竹晚年自编《曝书亭集》，宁愿身后不入文庙也不愿删除此诗，可见其用情之深。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说：“太史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看来，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读诗的人想象不出当事人当时心中那份痛苦的折磨有多深。

　　有一阵子我们坐在舫边荷花池前的条石上。当年主人就在舫看书会客聊天喝茶，闲着的时候便漫步在小石板路上，走到青枝绿叶间，也或者到曲桥上垂钓。朱彝尊晚年回到家乡写诗著书，在曝书亭的日子，应该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悠闲的时光吧。早年的朱彝尊，曾活跃在各地，秘密参与了抗清的活动，这在他的诗文中也有隐晦的记载。朱彝尊从抗清到仕清到悔恨，走过了他一生漫长的道路，经历了心灵的几度煎熬，那么，政治路上他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正当明清易代之时，与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乱世，面对清兵的烧杀抢掠，朱彝尊的心头充满了悲凉和愤慨。他17岁那年，历史上发生了乙酉之变，南明小朝廷被灭，清兵破扬州史可法殉难，攻入南京钱谦益迎降，嘉定三屠等，都发生在这一年。为避兵乱，朱彝尊随家人移居乡村。这一年，他“始学为诗”，留下了表达内心苍凉的《悲歌》：“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茕茕旷野。”可以想见，这个时候的青年诗人，内心是孤独的、彷徨的、茫然的，路在何方？前途茫茫，不幸，这样的苦闷伴了他一生。

　　朱彝尊22岁时，江、浙士人在嘉兴南湖集会，时称“十郡大社”，湖上连舟百艘，声势不凡。朱彝尊赴会，与吴梅村等相识订交，引来吴梅村“谪仙人”之叹。之前，他的诗文受到里人曹溶的赏识。曹溶是朱彝尊的前辈乡贤，家多藏书，著作颇丰，后一辈的朱彝尊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他虽身仕明清两朝，却与当时大批反清、抗清义士有深交。此种情形对朱彝尊多少也有影响。

　　三四年后，在嘉兴，朱彝尊和抗清士人魏壁相识。此后，往山阴(绍兴)，结识了祁氏兄弟等一批抗清义士。在广东两年，广泛地结交抗清志士，与诗人屈大均相交尤深，后屈大均到山阴，一起参加祁氏兄弟的反清活动。

　　这样的思想意识，朱彝尊在诗中有所反映，如“乡国不堪重伫望，乱山落日满长途。” (《度大庚岭》)，“珍重主人投辖饮，几回把酒意茫然。”(《题廊下村主人壁》)，“遗恨空千载，长歌动百忧。”(《舟次皋亭山》)，“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卖花声·雨花台》)等等，表达了诗人长河落日圆、把酒意茫然的种种无奈。

　　朱彝尊中年后，依然在各处漂泊，毛泽东曾亲笔抄录朱彝尊在四十多岁时写的《解佩令·自题词集》：“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吩咐，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诗写得悲壮，也很无望，一句“料封侯、白头无分！”引发无限的落寞，所谓功名，到底在哪里？自己虽然博学多才，才华却无处施展，而多年的漂泊无定，思乡之情更浓，于是棹歌声久久地盘旋在他的心田，百首《鸳鸯湖棹歌》而成。

　　徘徊彷徨的时候，转机来了，朱彝尊50岁那年，朝廷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以征博学鸿儒，当时著名的文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了进去，一向反清意识强烈的顾炎武、吕留良等人，虽被举荐却不赴，朱彝尊等人入选。朱彝尊授翰林院检讨，直至进入南书房。

　　当是时，天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明亡已有三十多年，国家因乱而治，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平稳发展，就连顾炎武纵然抗清之志未灭，行动上也不再激烈。何况康熙皇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不但雄才大略，且勤奋好学，除了掌握几种民族语言，还会好几种外语，不但精通诗词歌赋，还研究自然科学，对照晚明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忠良被害，康熙皇帝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那么，朱彝尊之出仕，既是对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实践，也是对康熙皇帝的认同。他对康熙的认同，实则是对文化的认同，是一个文人对另一个文人的认同。如果一个昏君一个暴君，你还要竭力拥戴他，死心塌地为他尽忠，那才是是非不分呢。而中国历史上，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君君臣臣”思想，这样的人实在太多。至于民族之间的纷争，我向来没有什么偏见，汉也好，满也好，只要是优秀的，融入进去，必是大势所趋。

　　对于朱彝尊出仕一事，引人沉思的是他的《吊李陵文并序》一文。当年李陵忍辱投降，只有司马迁为他辩护，说他不是怕死之徒，而“以为有国士之风”，为此司马迁受了宫刑。后来远在匈奴不畏强权的苏武要回国了，他要李陵一起回去，李陵回复说，当时不死，想有所作为，报恩于国主，可是大事未成，全族被汉皇所灭。故而朱彝尊感叹道：“呜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 朱彝尊借古喻今，说李陵，也是在说自己吧？他也像李陵所说的，想有所作为，但人们并不理解他，不遇于世也。因为不被理解，才有悔意？黄宗羲八十寿辰时，他在《黄徵君寿序》中说：“予之出，有愧于先生。”既是对黄宗羲的敬重，也是对自己出仕的愧悔。

　　但我觉得其实也大不必愧悔的，明末朝政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信任可言？还有什么可托付的？所以才有李自成的揭竿而起。而出仕后的朱彝尊，借编《明史》之机，几次要求褒奖殉明之士，又辑《明诗综》，将抗清、遗民志士的文章悉数收入，不在这个位子上，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而做这样的事，更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甚至冒杀头的危险。

　　国学大师钱仲联在与他的弟子讲清诗论及钱谦益时，认为沧桑之变中，看人要看其大节，不可过拘小末。如何评价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们，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尺度。

　　因为竹的出仕，他在身后招来了非议。但不管怎样，朱彝尊给后人留下了《经义考》300卷、《日下旧闻》42卷、《曝书亭集》80卷等，还编了《明诗综》100卷、《明词综》26卷等等，这些是足够让家乡人引以为豪的。

　　王店，更因为朱彝尊，而在清初产生了名播浙西的“梅里诗派”。“梅里诗派”最终成就了王店的诗名。据史料记载，王店仅清代编纂传世的诗词总集就有82卷，《梅里诗集》及其续集，辑录了当地元、明、清诗人达488家之多，诗4729首。这在一个县以下的小镇，是罕有其匹的。

　　朱彝尊谢世不足百年，浙江学政阮元来访曝书亭，徒见满园荒芜，南北皆桑田，池干荷枯一片萧条。阮元一代名儒，才学非凡，且又是性情中人，他不忍曝书亭影迹全无，就其地重建之，于嘉庆二年(1797)建成。此前，他在试毕嘉兴得以看到曹次岳《竹图》，嘱人摹写一帧，把朱彝尊《百字令》原词与原先的一批和词录于摹卷之上，再向文坛名家遍征题咏。阮元自己在看过《竹图》和曝书亭落成后，也有过几首《百字令》的和词。　

　　阮元对于曝书亭这一文脉的传承，使《竹图》题咏活动前后绵延了两百三十年，吸引了连续六辈的一流词家66人的唱和，得《百字令》共74首，为此，尤裕森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竹图·曝书亭百字令词选注》的选编。2004中国·嘉兴江南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是以朱彝尊《百字令·索曹次岳画竹图》一词为创作选题。人文的气息弥漫在曝书亭周围，绵延了几百年，生生不息，诗意而空灵，令嘉禾一地光彩照人。

　　朱彝尊不仅学问淹博、出经入史、诗词绝伦、文章精妙，他还写有一手好字。《节临曹景完碑》，隶体清秀，俊美飘逸，令人叹服。志书上又说他“亦能绘事，画山水烟云苍润，得书卷气。”所谓书画同源。

一代才子精魂已杳，他的风采却永远地留下了。今天，同样喝着鸳鸯湖水长大的青年雕塑家陆乐，操刀重塑一代文宗雕像于嘉兴西丽桥堍的草地上。一块块叠加起来的石头，朱彝尊端坐其上，是在低头沉思么，是在寄情吟诵么，是在静心看书么？而这一块块叠加的石块，正如他一部部的作品。朱彝尊雕像的边上，乃至整个环城河绿化带，各种形式的景观雕塑，刻着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百首，不事张扬地分布在各处。草地因着这些雕塑益发地秀美了。鸳鸯湖水波荡漾，如何让人不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