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据鲁昕介绍，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

　　高考双轨在国外并不新鲜，比如在德国，据统计，在中学毕业后能上大学的人群中，只有26%选择上大学，尽管大学免费，并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和学校，而58%以上的学生都选择上德国的职业院校或者专科学校。之所以如此，源于有一整套制度作为保障，并且市场供需关系产生了支配作用。

　　在国内，尽管有关资料显示，全国仅数控机床操作工的短缺量就达60万人，有的企业为一些关键的高级技工岗位开出年薪几十万元的高价，但就是招不到人，不得不聘请国外下岗高级技工。对此，有人将其归咎于社会的“职业偏见”，认为主要是不理性的教育观念所致。表面上看这种理由成立，不过却有失偏颇。

　　没有人有天然的职业偏见，时下的“职业教育”动力不足，根本上还在于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建立一套从教育到就业，从权利保护到薪酬保障的配套体系，使得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热情不足。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高级技工在普通国企里待遇并无优势，企业破产和转型之后，一些人纷纷下岗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创新力不强，经济发展的模式还处在代加工的初级阶段，在房产和金融还是支柱的经济结构下，“职业教育”歧视并非高考双轨就能解决。

　　高考并不是职业教育最大的拦路虎，有没有双轨制都不影响选择的自由度。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现在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的。事实上，职业教育发展不力还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教育的选择存在误区，老师本身没有多少技术实践，自然也难以教出一流的学生；二是校企之间没有建立紧密的关系，学生要么在学校中僵化地学习，要么成为企业“不给钱的义务工”；三是国内缺乏一流的职业技术类院校，也没有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教材；四是技术类人才没有可靠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成长空间，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

　　唯有围绕市场需求和经济现实，进行教育层面的改革，并以此配套一系列的改革，高考双轨才会取得预期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