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善和美”作为当代嘉兴人的共同价值观，四字以各有的深刻内涵，组成一个整体，符合嘉兴的历史传统、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
“勤”居其首，是为基础。
勤劳、勤奋和勤勉，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优良传统，对嘉兴而言，尤其如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翻开七千年嘉兴历史，历代百姓勤于动脑，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聪明才智；勤于动手，用勤劳的双手开辟出人间天堂。“勤”铸就了嘉兴的灿烂文化，推动了嘉兴文明的不断发展。勤劳的嘉兴人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逐渐将嘉兴大地变成一个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清初嘉兴文人朱彝尊在《太守佟公<述德诗>序》盛赞嘉兴一带农夫勤耕、工商勤业、士人勤读、官员勤政的现实。
七千年前的嘉兴，一个荒草丛生的水乡泽国，先民筚路蓝缕，用勤劳的双手硬是在这里开垦家园，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创造出闻名中外的“马家浜文化”，奠定了嘉兴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到了唐代，面对北方“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破坏，为了维持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宗广德年间(公元763—764)下诏进一步开发嘉兴平原，使之成为一个对全国粮食生产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天下粮仓”。凭借大运河，嘉兴百姓用辛勤汗水换来的白米源源不断地运向北方，支撑着历朝封建大帝国。据《明清江南地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冯贤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统计，明清两代杭嘉湖三府田赋征收如下：
(见下表)
从附表可以看出，嘉兴一地(不包括海宁，海宁时属杭州府)对国家赋税所作贡献之大。嘉兴在全省地方不大，人也不是最多，但贡献赋税如此之多。
嘉兴百姓很早开始栽桑养蚕，海边植棉，纺织业的发展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至明清时，“万家烟火尽机坊”。松江(时属嘉兴府管辖)黄道婆的故乡流传着“纺不完的松江纱，织不完的魏塘布”的民谣，而王江泾的“衣被天下”、濮院的“濮绸”、嘉兴的“嘉绫”、嘉善的“丁娘子布”、桐乡的“石门丝绸”则更是名誉天下，尤其是到了近代，更是“自从番舶通商后，日下镳来百万装”，远销国内外。
嘉兴自古以来为文化繁荣之地，“乡之大夫、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有经籍储”。苦学勤读一向是这里的优良传统。嘉兴历代人才无数。《光绪嘉兴府志》收录唐以前的官员30余人、宋代的进士520多人、明清进士1100多人(不包括海宁)。有清一代，全国共出114位状元，20位浙江人中，嘉兴一地有沈廷文(秀水人，康熙朝)、蔡以台(嘉善人，乾隆朝)、汪如洋(秀水人，乾隆朝)、朱昌颐(海盐人，道光朝)4人。还涌现出许多彪炳史册的重臣循吏，如唐代的名相陆贽、宋代的陆机、明代的郑晓、清代的陆陇其、许景澄等。而朱彝尊、沈曾植、王国维等一大批嘉兴学人，更是以他们“海涵地负，近世罕匹”的学术成就而名扬天下。
嘉兴的官员也多以勤政爱民、为地方建设作贡献为宗旨。从记载看，唐代的许明府、宋代的令狐挺、明代的赵瀛、龚勉等，都是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尤其是近代的嘉兴知府许瑶光，他在嘉兴当知府16年，面对因战乱而造成极大破坏的嘉兴，发展经济和文化，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事。特别是开展以南湖为中心的文化建设，许瑶光不理博名之讽，表示不愿做“卧阁偷闲吏”，而要做点实事。当他离任时，嘉兴乡绅和百姓挽留他，为他建造“来许亭”，取《诗经》“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之意，赞颂许瑶光对嘉兴所作的贡献，盼望许瑶光能再来嘉兴。而许瑶光请在旁边再建“鉴亭”，亲自撰写，《鉴亭之铭》，将南湖和烟雨楼人格化，以儒家所倡导的仁、智、勇、达、洁象征南湖，表示要把嘉兴百姓对他的爱戴作为自己的借鉴和鞭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嘉兴的各级领导和人民凭借着“勤”，克服有限的土地和资源的“瓶颈”，运用聪明才智，挥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要将嘉兴建成“创业创新城、人文生态城、和谐幸福城”的建设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需要发扬和光大“勤”的传统。有了“勤”，还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呢！
“勤”，不但是嘉兴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也成为嘉兴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更是渗透在全体人民意识中的主要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传统的“勤”也将注入“创新”、“开拓”、“奋进”等新的内涵，其内容也将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但其基本的精神没有变，会永远成为嘉兴人民的文化核心和价值取向。(作者系嘉兴教育学院副教授)
明清两代杭嘉湖三府田赋征收表
府别明万历六年(1578)清雍正十三年(1735)
麦米 米银
杭州府5573石234072石169751石291944两
嘉兴府27629石629211石591462石399468两
湖州府13579石469119石391414石343102两
全省数152866石2369764石1350653石2611185两
三地占
全省比例30.6% 56.2% 85.3% 39.6%
嘉兴占
全省比例18.07% 26.55% 43.79%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