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跟笔者讲起一次谈判经历。谈判中，外方代表拿出一组翔实的数据，作为要求中方让步的依据。我方代表很是奇怪和惊讶，这些统计和调查数据，来自哪里？为什么外方掌握得如此翔实？后来才知道，外方为了此次谈判，专门花钱雇佣中国某个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和研究，并以此作为谈判的“撒手锏”。

　　 这位外交官说他很心寒，自己和同行在国际谈判中为了国家利益是寸步不让、殚精竭虑，可没想到，自己的同胞却在背后“挖墙脚”，损害国家利益。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公民，无论观点如何不同，无论身处何种阶层，应该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爱这个国家，起码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

　　 笔者很认同这位外交官的看法，他所说的那种伤害国家利益的人，已不是简单的、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商业间谍，而牵涉到“外国代理人”。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报道了俄罗斯立法严管“外国代理人”的新闻。总统普京日前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根据该法案规定，接受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将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这些组织需主动向俄司法部申请列入特别名单，并在出版物和网络媒体上特别注明。他们必须一年两次提交活动情况报告，并接受年度财务审计。俄多数公民支持这一法律，经历过国家动荡时期的俄罗斯人，绝不允许西方国家随意干涉本国内政。

　　 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情感共同体，国家利益更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有着实质的内容——对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来说，“外国代理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代理人的隐蔽性存在，以隐性的方式操纵和干扰一国政治。俄罗斯的做法，是出于捍卫国家利益的本能，既属正常也是必要的。离开了法律，偏离了国家利益，民主是无法存在的。

　　 可俄罗斯此举，却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指责，他们无视俄罗斯三分之二公民对此法的支持，将此法的出台解读为压制民主之举，称在处理异见和自由言论方面，普京新政府正倒退回苏联时代。这一指责，暴露了西方一些国家习惯性的双重标准和人格分裂。

　　 实际上，在对待“外国代理人”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严苛得多。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以及联邦、州和地方各类选举的候选人，都不得接受非美国公民的捐款，以防外国政治势力介入。此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严管一切“具有政治影响能力或准政治影响能力”的活动，从登记、表明身份到披露财务状况，比今天俄罗斯的规定苛刻多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超越意识形态上的习惯性偏见，回到法律上来，正视一个现实：严管“外国代理人”是国际通例。

　　 美国大选正如火如荼。由于美国人总喜欢插手他国政治，热衷于当世界警察，美国的重要地位也往往使其国家政策能影响到外国，所以常有人开玩笑说，美国总统应由全世界人民投票来选。虽然只是玩笑，但实际上美国人绝对不允许外国人干扰本国的总统选举，美国法律设置了很多防火墙严防“外国代理人”。这就是一国的政治，它是绝对排他的、内向的，不允许外国势力以任何方式或明或暗地干扰。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对“外国代理人”严加防范。

　　 民主，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概念，以国家利益为制度基础，再开放的民主政治，也不会容忍外人通过扶植代理人来干扰国家内政，不允许有人在外国人的资助下，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根据国际通例，“外国代理人”不必禁止，却必须纳入法律框架中严加管理，首先就是将其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

　　 其一，身份必须是公开的，而不能是隐形的，有必要让公众知道其受雇于谁、为谁服务。这样，人们就可以对其言论和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而不会轻易受其蛊惑。

　　 其二，资金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代理人”利用外来资金损害国家利益，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

　　 在严管“外国代理人”问题上，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向国际通例看齐，依法严管那些接受国外资助的人和组织。不同政见可以容忍，侵犯国家利益，绝不可容忍。

　　 爱国主义是凝聚一个国家国民情感的精神纽带，关于如何爱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述和表现，但可以形成共识的是，不要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不为某种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这是底线。从这个角度看，严管“外国代理人”，捍卫国家利益免受“外国代理人”的侵害，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