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苏联解体20年后，全世界的体制核心都处于危机之中，寻找新发展道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12月27日文章】题：共产主义死后的“共产主义”(作者曾常驻北京和莫斯科的西班牙《先锋报》记者拉斐尔·波奇)
20年前共产主义被正式宣布死亡，但今天它显然还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
全球体制陷入危机
今天回头再看苏联解体，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一部分的破裂将会导致其他地区生病。今天伴随着全球变暖危机以及前所未有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整个世界都处于危机之中。这已经不是世界一部分、共产主义、苏联、东方阵营或者第三世界的危机，而是整个体制的危机。
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于穷途末路的体制，存在着明显荒谬的经济漏洞。即使是体制经营者也无法理解这个体制的弊病所在。就像实行了私有化的俄罗斯一样，当前危机被用来大举窃取大多数人的财富，权利和民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后退。就像苏联一样，欧盟内部也开始出现非一体化的迹象。我们还看到了与苏联似曾相识的重要一点，即人们不再信任这个体制。所有这些证明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共产主义的终结，探讨究竟终结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以及它又得到了怎样的继承。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我们来看看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的起源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想要摆脱当时贫困落后的面貌，它选择了苏联的发展道路，原因很简单：当人们寻找富国良策时，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是最现代最有效的发展模式。
苏联已经证明共产主义道路是行之有效的，在共产主义的指引下，苏联打赢了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欧国家，而这一切都是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发生的。
与此同时中国将苏联方法大力本土化，把它转变成中国式共产主义。这是又一次创新，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就像苏联式共产主义不同于最初的欧洲式社会主义那样。中国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创建人民军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毛泽东思想和大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等新鲜事物。
1918年列宁形容苏联式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而中国式共产主义则更具东方色彩，它一直以来的理念是建立繁荣富强的中国和大同社会。大同，是孔子思想所推崇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理想境界。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的代名词。
当西方学者为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思想断裂而大伤脑筋之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共产主义发展战略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样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他们的接班人，他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技巧来实现同一个目标，即中国的战略性发展。他们都依然紧紧团结在共产主义身边，继续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毛泽东选择苏联式共产主义，邓小平选择市场经济来建设和谐社会，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选择都是实现共产主义发展战略目标、建设繁荣强大的中国和大同社会最适合的方式，这就是中国式共产主义。
发展压力清晰可见
理论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死亡20年后，发展的压力依然清晰可见，因为不平等发展问题依然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
今天的俄罗斯经济原材料出口得以增长，但处于极端不平等之中。伴随这一增长的是低下的人类发展(福利、人均寿命和教育等)指数。官僚-寡头体制非常腐败，完全没有能力实现需要透明和平衡的现代化。但如果不改革现有政治体制，不实行权力更替，就不可能实现这个必要的现代化改革。
在中国，稳定加繁荣的核心目标与金钱政治/城市化模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更多不平等、更多建筑和更多污染的基础上能建成更加繁荣稳定的国家吗？如果除去环境和健康威胁，中国的增长还剩下多少？这些问题只存在于俄罗斯和中国，还是世界各国？这个问题显然多余，求发展是硬道理，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都一样。
全球危机推动所有人去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和经济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正回归到起点，需要找到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模式。这种需求呼唤的是一种平衡、民主和国际化的思想，也就是当时刚刚出现、被欧洲和北美宣判了死刑、现在受现实推动再次出现、当然也是总结了之前的经验和失败教训而变得更加成熟和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解决。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但规律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并不知道机遇或者挑战最终会变成社会失败还是会让我们重新回到1848年，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春天。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与20年前一锤定音的宣判不同，历史的舞台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戏剧性。苏联解体20年后，寻找新发展道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