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6岁的老人，带着一群寒酸的孩子，围着锈迹斑斑的支架、被翻烂的乐谱，用最便宜的乐器，在海宁蒙努大桥的桥洞里吹拉弹奏出美妙的音乐。今年夏天，“桥洞音乐班”感动了全中国。他们像一簇在“荆棘丛”中绽放的音乐之花，追求着自己平凡而又宏大的理想。
如今，在各个部门的帮助下，这个音乐班已经离开桥洞，搬进了海宁市永宁学校的教室里，“爷爷”终于可以开怀一笑。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来自音乐班学生的来信，读懂了“爷爷”微笑里的一丝忧伤。
记者姐姐：
你好！
我是陈小露，是“桥洞音乐班”的一员，跟着荆文斌爷爷吹笛子已经7年。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桥洞，在永宁学校的教室里上课，爷爷终于不用再担心我们会被车撞，被风吹雨淋了。谢谢你，还有好心的叔叔阿姨。
2004年上小学一年级时，妈妈把我送到爷爷那去学吹笛子，当时就在爷爷的房东家上课。那时我们人少，还不觉得怎样，后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房东嫌我们吵，就不允许我们在那里上课。
自那以后，爷爷就带领我们到处“打游击”，东练几天，就被人骂跑了；西练几天，又被人撵走了。没办法，爷爷就把捡来的大篷布在四角拴上绳子，往大树上一绑，中间支一根长竹竿，就这样给我们上课。虽然太阳晒不到了，但下面还是很闷热。要是赶上下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冬天来了，在外面我们冻得直发抖，手指也僵硬，不听使唤。没有办法，爷爷就想起新盖楼房下面的商铺还有没租出去的，就偷偷带我们进去上课，被别人发现后，臭骂一顿，给赶跑了。
爷爷又去找别的空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爷爷坚持给我们上课，每天还很乐观，风趣地给我们这个小乐队起了个名字，叫“游击小乐队”，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烦恼。
现在好了，终于有学校可以上课了。虽然路远了点，但总算不用再担心被人骂被人赶了。看着师弟师妹总算不用像我们以前那样颠沛流离，我觉得很幸福。
但是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发愁。爷爷带着我走进音乐的殿堂，我喜欢民乐，喜欢吹笛子，还幻想将来能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两年前我终于考上了杭州艺术学校，可是，妈妈因为各种理由没有让我去。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可是我的音乐梦想没有中断，我还是坚持去爷爷那学习，今年我想让爷爷带着我去杭州继续报考。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感动上帝的，实现自己的理想！姐姐你说对吗？
陈小露
2011年12月1日
陈小露是“荆家班”的老三，从2004年起，她就开始跟着荆文斌免费学民乐，这些年，小露的师弟师妹越来越多。7年来，66岁的荆文斌坚持在寒暑假和周末为这些民工子弟上课。今年暑假，由于音乐班设在海宁蒙努大桥下，被周边居民戏称为“桥洞音乐班”。
A忆
一个老人带着一群孩子的“游击战”
小露说荆文斌是他们最亲爱的“爷爷”，班上的兄弟姐妹是她最亲爱的“家人”。这些“最亲爱”并不是女孩随口说说的，而是在这7年的“游击战”中积累起来的“革命”感情。
“爷爷”是所有孩子对荆文斌的称呼。2002年，下岗后的荆文斌为了生计，从老家辽宁营口来到海宁，开了个小饭店为生。生意没做好，反倒引来了很多孩子。
“那时候生意不好就吹笛子解解闷，路过的邻居看见，就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让我教教。”荆文斌回忆。这之后，他就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免费给附近的民工子弟上音乐课，每天5个小时。
这一上，就是7年。
然而这7年并非一帆风顺，用一句很贴切的话叫做：痛并快乐着！就像小露在信中所说，一开始，荆文斌在自己的租房里教音乐，但是徒弟越来越多之后，房东的意见也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一道“逐客令”下来了。
不过，如今孩子们回忆起来，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爷爷”当时还开着饭店，没人来吃饭，夫妇俩就做很多好吃的，免费款待这些孩子们。
音乐班被赶出“家门”后，荆文斌便带着孩子过起了漂泊的生活。硖西二里西区的草坪、牡丹城外的公交站、新城市花园外的广场上，都曾经留下过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最终也没能逃过“被赶走”的下场。
最后没有办法，荆文斌就去工地，捡了很多已经没用的广告篷布，然后缝在一起，四个角绑上绳子，拴在4棵树上，中间支一根竹竿。终于，孩子们有了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但到了寒冬腊月，孩子们冻得直发抖，手指僵硬不听使唤。
这么几经辗转之后，荆文斌想到了蒙努大桥的桥洞，今年暑假，荆文斌就带着这些孩子在那里安营驻扎下来。
B惜
四处流浪后一个巴掌打痛一群人
对荆文斌和这些孩子们来说，桥洞好似他们的福地，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着，上面汽车穿梭，边上火车呼啸，这样嘈杂的环境多少能把孩子们学琴的声音掩盖掉。
这地方荆文斌挺满意，孩子们有了归属感后也学得更带劲了。每天上午8点，20多个孩子便会来到这里整齐地坐好，等着荆文斌给他们上课。
然而，9月初的那一巴掌，重重地打在这个66岁老人的脸上，更打在他和孩子们的心里。当时，一名附近小区的中年妇女怒气冲冲地来到桥下，当着孩子们的面，打了荆文斌一个耳光，理由是音乐班的音乐声太吵，影响了她正读高三的孩子。妇女还放下狠话：“以后你们来一次，我就打一次。”
一个班上的小男孩告诉记者：“她怎么能打爷爷！我当时真想冲过去打那个阿姨！”孩子们看见他们的爷爷被打，都捏紧了自己的小拳头，倒是挨了打的荆文斌忍住了这份屈辱，并且安抚起这些愤怒的孩子。
被掌掴后，荆文斌当天上午没多说一句话，继续给孩子们上课。直到中午放学时，他告诉孩子们：下午停课。那天中午，荆文斌饭没咽下一口。
然而很快，荆文斌就改变了主意。当天中午，孩子家长又接到了他的电话，下午继续上课。“我不想因为自己影响了孩子们。”
之后，将音乐班临时转移到一块草地上的荆文斌满是无奈和不甘：“我只想好好教孩子们音乐，为什么这么难？”
就在荆文斌和他的音乐班再次陷入尴尬的时候，海宁市新居民事务局、海宁市教育局、海宁市青少年宫等各个部门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0月下旬，音乐班终于从室外走进了室内，开始免费在海宁市永宁学校上课。荆文斌和孩子们都很开心。荆文斌说：“现在我和孩子们都很满足，很珍惜现在。”
C忧
孩子们的音乐之路能有多长
在教室上课的荆文斌如今挺开心，虽然路途远了点，但至少不用再担心有人来驱赶他们。现在每到双休日，上午荆文斌会指定班上几个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然后给他们补课，中午12点到下午5点是正常上课。
7年下来，荆文斌的徒弟已经有二三十人，以前他教的学生仍然是免费的，今年收的学生，荆文斌就收每月100元的学费。这也是他在海宁唯一的经济来源。
去年4月，荆文斌曾经跟着老伴回过老家，这里的孩子因为他走了之后支付不起每小时60元的培训费用，纷纷放弃学音乐。得知这些消息后，荆文斌不顾老伴的反对执意要回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4月，徒弟王茜考取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得知这个消息，王茜的妈妈唐女士却没有喜出望外，因为摆在她眼前的是每年13000元的学费。
“本来我想让女儿放弃民乐，是荆老师一个又一个电话的劝导，我们才让孩子继续学习。”唐女士说，“外面的培训班，一个小时60元，我和老公都是打工的，实在承担不起，多亏了荆老师。”
王茜是幸运的，之前，荆文斌还有两个徒弟考取了杭州艺术学校，但都因为家长的反对最终放弃了，陈小露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这两个孩子，荆文斌哽咽了，他抬起头，眼里满是泪水。
两年前，小露考取了杭州艺术学校，喜出望外的除了师徒俩还有整个“荆家班”，“孩子们知道师姐考上了，都高兴啊。”然而这大喜却被家长的一盆冷水“泼”成了大悲。“当时我还和小露妈妈吵了一架。”荆文斌说。而失望的小露则一把火烧了她的录取通知书。
荆文斌清楚，很多家长甚至当面就把话给说白了，把孩子交给他，并不是真想孩子以后能走上音乐之路，更多的是出于“看住”孩子的目的。“把孩子领进音乐的殿堂，等他们喜欢上了又要把他们拖出来，太残忍！”荆文斌说。
考上杭州艺术学校的还有一个孩子叫陈晶鑫，“荆家班”的“二师姐”，她父亲是菜场卖菜的，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没能去杭州上学的她现在已经不来荆文斌这里上课了，倒是小露还是坚持过来。
小露这孩子有天分，她是班上最先学会花舌的孩子，属于一点就通型。“孩子前几天和我说，她想今年再考，我问她妈妈同意吗？孩子低着头和我说，爷爷你能借我钱吗？我长大一定加倍偿还！”
说到这里，荆文斌老泪纵横，他抬起头感叹道：“哎呀，我很担心这些孩子们的未来，难啊！”
D声音
团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作锋：
当得知荆文斌和这20多个孩子的故事后，团省委也做出了很多努力，第一时间要求全省106家青少年宫和青少年活动中心进一步扩大对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女的免费培训、优惠培训范围，让更多农民工子女有机会进入青少年宫学习。
与此同时，要求各青少年宫以流动青少年宫的形式把青少年宫的特色培训、特色活动举办到乡镇、街道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去，让这些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校外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继续深入推进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动员各级共青团和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与处于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结对帮扶，重点开展心理辅导、亲情关爱、学业辅导等志愿活动。截至目前，共结对农民工子女46万对。
海宁市新居民事务局副局长
沈勤丽：
之前，我们特地把学生的家长召集起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终于说服他们让孩子去永宁学校上课。其实，去这所学校上课，我们跟青少年宫是出了一定费用的，但一直没告诉荆文斌。之所以不让荆老师知道这事，只是不想让他老人家有负担。至于孩子们以后教育的费用，我们也爱莫能助，毕竟每年一万多元的学费不是一笔小数目。
荆文斌感言：
我自己是个文艺兵，年轻时的目标就是进入文艺团体。但自己没有什么成就，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也就破灭了。现在我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如果他们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就实现了我当年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