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秀洲区王江泾筑坝截污十周年的日子。2001年11月22日凌晨，嘉兴北部渔民不堪江苏盛泽污水连年侵袭，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8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截断麻溪港，堵塞盛泽至嘉兴的航道拦阻来自盛泽方向的污水，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民间“零点行动”。
用十年的时间回看那场来自民间的呐喊，我们发现，无论是对江苏吴江，抑或是对浙江嘉兴，甚至是对环太湖流域，那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保觉醒。
从“战事”频发到和睦相处
昨天，我们重访麻溪港。来自江浙省界水质自动监测的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的连续20周中，除间歇性的两次劣五类水质和为数不多的几次五类水质，四类水质次数达十多次。据秀洲区环保局副局长徐海忠透露，现在秀洲北部河道里大部分水质能达到四类，若按高锰酸盐指数，一半水质能达到三类。
宽约30米、深2米的麻溪港，是江苏吴江市盛泽镇与浙江嘉兴王江泾镇的界河。十年前，这里无鱼、无虾，连螺蛳也死光，如今重新看到鱼虾游弋。
“这在以前不可想象！那时候用河里的水浇菜，菜死；洗衣服，衣服发硬发黄；洗脚，脚溃烂，根本没办法生活！”重新伫立在十年前筑坝的地方，当年参与筑坝的王江泾镇西雁村老支书陆阿弟思绪万千。
江浙边界的污染纠葛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的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地交界处的水质尚处于三类状态，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急剧恶化。来自上游每年9000万吨的污水，让古称“禾兴”的鱼米之乡嘉兴上百万亩农田失去农业用水，80万人缺水喝，15万人生活在污水区。
让老百姓深感绝望的是，生态灾难给江浙边界的群众健康带来巨大威胁。据嘉兴市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1年，嘉兴市北部8个乡镇恶性肿瘤患病率比1996年上升了28.2%。同样，与王江泾交界的盛泽镇幸福村仅2000年，就有八九名村民死于癌症。
筑坝事件发生后，接上级指令专门在江浙边界蹲点调研的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二编室主任姜军，忆及当时情景，忍不住感叹道：“那是一种掠夺，是强势企业和地区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和侵害。”
筑坝前两天，上游污水再次导致嘉兴外荡发生大面积死鱼事件，损失高达5600多万元。30多名嘉兴渔场工人到江苏省政府上访，有关人员回答竟是“不能养鱼就不要养鱼”。权力对民声的漠然，让老百姓只能以“零点行动”这种极端方式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益。这对今天的执政者来说颇值得省思和借鉴。
这次民间冲击波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批示：“只有依法治污，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推诿扯皮了十年的江浙边界污染终于得以朝着“依法治污”的方向迈进。国家环保总局在江浙边界的王江泾水域安排了两个水质自动监测站，每天实时监测水质变化，数据通过卫星传输到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并每周在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公布。
江浙两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建起了团结治污的三个机制——信息互通机制、现场联合机制和解决重大污染事故苗头联合办公机制。“一旦我们发现水质情况有变，向吴江方面通报后，他们会马上采取措施。不像以前，找了半天还没人理睬。”徐海忠说。
2008年，秀洲区环保部门闻悉盛泽镇有一个可能产生污染的大项目要上马，通过嘉兴市政府与苏州市政府积极沟通，最后这个项目没上。
水质好转在今冬应征入伍青年体检中也得到有力验证。2000年无合格应征青年的王江泾12个村，今年有64人体检合格。
从排污大战到治污竞赛
“多亏浙江是一个较发达地区，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很强。如果搁在一个落后地区，那种情况下，是否会以一定的退让换取眼前的经济补偿呢？”姜军说，当时，他在呈送给中央领导批阅的报道中就研判，环境问题将成发达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环境维权是重要源头。
事隔十年，当我们再次回访盛泽时，不论是政府决策者、企业经营者，还是当地老百姓，都一致称道：“要感谢嘉兴，是嘉兴老百姓的抗议让我们的环保问题早暴露、早认识、早解决。”
民间“零点行动”推动了江浙两地的“环保革命”。在盛泽做生意的周先生说：“我们盛泽环保监管非常严，处罚力度非常大，一旦发现企业违法，罚单一开就是两三百万，情节严重的关厂。”
这与2001年之前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候，让老百姓无比愤怒的恰是政府对违法排污企业的纵容。每次环保检查，盛泽的印染企业居然会事先得到通知，当地政府还帮助违法排污企业“暗度陈仓”，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想方设法以低成本的治污优势吸引企业前来扎根。2001年前，其他城市对印染行业污水采取一级排放标准，盛泽却自降标准为二级，这样，污水处理成本只需其他城市的三分之一。
那时候，环保部门的话语也不被江苏重视。1995年，盛泽污水第一次导致嘉兴北部大面积死鱼时，国家环保总局责成江苏方面赔偿嘉兴渔民200万元。然而，江苏方面只拿出了100万元，另100万元始终拖着不给。环保总局数次下文协调，江苏方面愣是不理不睬。
“如今在我们党委政府的发展谋略里，环保是底线。”苏州市副市长、吴江市委书记徐明说。十年来，江浙省界水质也曾发生过几次污染反弹，但通过双方及时沟通、共同努力，一些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纠纷都得到了有效处置。2005年7月，江苏吴江市恒祥酒精制造有限公司偷排污水造成嘉兴数千亩水域受到污染，吴江方面立即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3名负有责任的环保工作人员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行政警告和免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企业董事长严坤祥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负有重要责任的副厂长高贵元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2001年开始，江浙两地治污大赛也悄悄展开。
苏州和嘉兴都率先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新政，核心是通过创新机制体制，让企业变“要我治污”为“我要治污”。嘉兴在全国率先推行排污权交易，金融机构不得为环境违法企业发放贷款，环境信用不良企业要向社会公开道歉，重点排污企业要向社会公开环保治理承诺……合力治污的模式正在形成，治污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成为推动环保的最大内源力。环保在项目引进中的“守门员”作用日趋明显。仅今年1至10月，嘉兴拒绝了169个工业项目，总投资为143.36亿元。
从追求GDP到环保一票否决制
民间“零点行动”十年后——2011年11月1日，旨在加强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正式付诸实施，明确要求建立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江浙边界的水环境治理有了更严苛的法律紧箍。
事实上，十年前江浙两地的协调意见就明文规定：江浙两省应逐步落实重点企业限产、停产整改方案和达到水质目标的总量方案。
嘉兴和苏州都确立了生态城市的新坐标，都将环保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绩考核。嘉兴用“生态立市”战略取代了原先的“工业立市”，宣誓以绿色的名义构筑一座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全市仅水环境整治就先后投入100多亿元。苏州则明确提出打造“环境优美的最佳宜居城市”，“十一五”期间涵盖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三大类的总投资达575.25亿元。
吴江抓住机会实现了产业革命，在全国率先通过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复查。2001年后，吴江不再审批新设印染企业，积极实施产业调整，“十一五”期间，原来占吴江GDP80%份额的丝绸轻纺业下降到24.4%，电子信息产业一跃成为其第一大支柱产业。
走在工业化道路“十字路口”的嘉兴也通过“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开启转型升级新篇章。2006年8月，嘉兴在全省首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评价体系的意见》，对一个企业成功与否乃至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快慢的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税收、就业、GDP等传统指标上，“有没有污染”被放在一票否决的位置。环保成为悬在企业和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环境问题其实是发展观问题，发生在嘉兴的民间‘零点行动’是民众对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不光是省际发展之争，更是强弱两个群体的利益博弈。它也提醒各级政府，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要处理好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姜军认为，任何以邻为壑的发展都是短视的，也是在牺牲自己的未来。
民间“零点行动”也让嘉兴市民记住了老市长杨荣华。“这是一个历史教训，面对环境问题，面对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漠然置之，有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只有想方设法尽早解决，才能避免矛盾在长时间的不断积累中激化。”盘点十年的变迁，杨荣华感慨万千：“环保考验的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以及对一座城市未来的态度。我们现在一切工作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应相提并论，不能孰轻孰重。有好的发展状态，好的生态环境，人们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事实证明，环保和发展并非相克，而是可以做到相生的。盛泽的盛虹集团如今已是亚洲最大印染企业之一，每年总投入的40%用于环保，其开发的双膜处理中水回用技术，使每升废水中的COD浓度由1000毫克降到了10毫克以下，经双膜处理后的回用水水质优于自来水，用于出口欧洲的高端产品蒸白工序上，不仅减少了排污量，还将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环保搞不好，要么被群众冲掉，要么被整治掉。”盛虹集团负责人说：“以前虽然治污成本低，但整天担惊受怕，心里没底。现在我环保不仅做到位，而且比国家标准还严格。印染行业的‘环保门槛’抬得越高，我越有竞争力。”
超常规发展的环境代价，让江浙两地的老百姓足足用了十年时间还难以偿还“旧债”。目前，两省交界的河面水质只是扼制在五类以内，恢复到原先的三类水还任重道远。它再次警告世人：当人类轻易破坏了环境之后，要想恢复，就得耗费十倍、百倍甚至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