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侵略者炮制出来的，是西方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领土阴谋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达100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完全胜利。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在概述列强百年来侵略西藏的过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在酝酿和探索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考虑到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有利于维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1950年1月20日，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一事，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间，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以争取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2月1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的书信等赴藏联络。3月底，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组织下，与西藏政教界有着良好关系的汉族高僧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7月间，以塔尔寺当才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从西宁出发。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向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7月10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一行十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藏劝和征程。然而，这一系列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劝和人员被驱赶或软禁，有的代表团被分解，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极力扩充藏军，并以其主力7个代本(相当于团)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昌都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月6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南北两线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10月19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础上，昌都地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团应速来京”。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占据上风，主张亲帝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1月17日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
1951年1月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移居西藏亚东，一面对我进行观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达赖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代表团分作两路启程，于1951年4月27日齐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即，中央人民政府组成谈判代表团，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