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11月到1946年7月，总共存在才9年时间的西南联合大学，却培养出了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原因何在？当下的大学教育要向这所成立于战火纷飞岁月里的大学汲取怎样的经验？昨天下午，在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南湖文化论坛上，曾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作了一场题为《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讲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讲座上，谢泳援引此句后，点明了西南联合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还很少被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了解，在进入21世纪后却成了一个历史现象，并逐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是因为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的事实和经验跟当下同类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大学的气质里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重新发现了西南联合大学的“遗产价值”，然后不断地谈论西南联合大学，从而使西南联合大学由一个专业的研究学术的对象，演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
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存在于1937年11月到1946年7月。谢泳认为，虽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科学研究工作最终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们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的。这就证明，当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具备了培养世界顶级科学家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形成了适合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生长的环境和学风。
谢泳认为，西南联大办得这么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大学的制度设计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理念，是和世界文明主流同步的；二是早年设计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是比较认同现代文明主流的，他们在选择西方一种制度的时候，没有放弃选择西方现代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