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第四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菅直人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这是会后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中日韩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贸易自由化合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中日韩三国峰会之后记者会上宣布：三国将在今年内完成建立自由贸易区(FTA)谈判的官产学联合研究，争取明年启动谈判，努力在今年内完成三国投资协定谈判。这就意味着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研究进度提早完成，自贸区建设进程将会加快。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加快建设自贸区是大趋势，会给各成员带来很大利益，但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建立自贸区是大势所趋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于2002年首次被提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先同意开展相关民间研究。在之后的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初步得出积极结论，但进程并不快。
就中日韩而言，三国各自都与其他国家签有自贸区协定，而作为东亚三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彼此间的自贸区谈判却迟迟未能起步，面对整个世界发展，应当说这是一种滞后。
如今，随着美国经济模式向“出口推动型”转变，中日韩均面临出口市场萎缩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三国都需更借重亚洲市场，也为三方的合作提供了动力，加快建设自贸区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日本震后情况也使建立自贸区事宜变得迫切。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指出，一方面日本东北部生产受阻后，汇率升高，出口下滑，波及周边国家产业链；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农业遭受打击。而无论是吸引游客赴日还是农产品出口，亚洲邻国对于日本都是广阔的市场，这些都使中日韩在自贸区上的合作具有现实意义。
有关专家指出，自贸区的好处不仅局限于关税减让后的贸易创造效应，还有后续的服务、资金、人员流动带来的诸多好处。自贸区还可创造良好环境，增强企业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信心。
自贸区初步条件具备
具体就中日韩三国的情况而言，三国从宏观经济联系和微观企业往来层面都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初步条件。除了“强强联手”的吸引力外，三国在贸易增长、贸易结构等方面出现的变化，也使得建立自贸区的讨论越来越趋向于现实层面。
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力主加快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他说，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近20%，人口达15亿。一旦达成自贸区协议，中日韩将成为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其实，中日韩的经济体均位于世界前10位，但相互间的贸易额则仅占三国对外贸易的11%左右，而相互间的投资额也仅是三国对外投资的10%，因此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伴随区内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的降低和取消，三国之间的商品流通更为顺畅和便利，同时由于中韩日分别位于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和高端，经济具有互补性，因此，建立自贸区后，三国相关经济指标将有明显提升，贸易关系将更为密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一方面会为我出口企业创收，出口厂商的成本会降低，市场利益会增加，企业动力增加。另一方面能刺激消费增长，消费者可以在自贸区内买到价格更低的商品，消费热情更大。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将与现有的东盟自贸区遥相呼应，对东亚、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张建平表示。
进程必定艰难坎坷
虽然中日韩三国都知道建立自贸区是好事，但人们普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由于三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自贸区的谈判注定充满坎坷。
什么会成为自贸区建设的障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隋峰燕博士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将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经济结构的差异越明显，各国需要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就越高，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越深刻，面临的社会压力和阻力也越大。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表示，即便自贸区真的启动，也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很难一步到位。可能需要历经10年到20年，才能形成涵盖低关税、服务业、人员自由流动、知识产权等内容的高级自贸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则认为，三国推进自由贸易协定之路还是比较艰难的。一旦中国向日本和韩国企业开放零关税，中国的企业是会通过竞争做大做强，还是被过大的竞争压力所挤兑淘汰，目前还应持谨慎态度。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因此在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相比日本韩国的积极主动，中国方面的态度比较保守，更希望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这样对中国企业的冲击也会相对弱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