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于追究醉酒驾驶者的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犯罪。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入刑”的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于醉驾要注意与行政处罚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
此言一出，立刻在网络引发汹涌的反对声，网民们普遍担心，所谓“慎重稳妥”，恐将给刚刚启动的“醉驾入刑”留下一个口子，让那些有权力、有关系、有大把金钱的人有空子可钻，进行选择性“醉驾入刑”，有些人醉驾就“慎重”了，有些人醉驾就直接入刑了。
这种民意焦虑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里并没有提到醉驾需要“情节严重”才能入罪，这表明，立法者认为醉驾是一种“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醉驾行为无论情节是否严重，其本身就是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都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醉驾并不存在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张副院长提出“根据刑法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醉驾未必都要入刑，这种理由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恰恰相反，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的“醉驾入刑”，好就好在只要达到醉驾标准一律入刑。在当初讨论“醉驾入刑”时，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醉驾即入刑”，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从而建议“醉驾入刑”需要考虑情节严重与否。但是，这种参议遭受多数委员和许多民众的反对，最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并没有予以采纳。显然，如果设立情节严重与否的标准，不仅让执法者难以操作，而且容易给执法者留下寻租机会。
现在，张副院长的“慎重稳妥”言论，似乎又回到立法时一些人要“考虑情节”的论调。民众首先要问的是，处理什么样的醉驾时要“慎重稳妥”？什么样的醉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有人说我在没有人的道路上醉酒驾驶；有人说虽然我酒精测试达到醉驾标准，可我实际上并没有醉；还有人会说，我醉驾是将病人送往医院，我是在救人……现实情形千差万别，司法者到底如何确定标准呢？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立法的硬性标准之上再设立一个标准，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执法者无所适从，严厉打击醉驾、防范交通事故的努力也将成为泡影。
在法治还不健全、执法和司法经常受到干扰、司法腐败屡见不鲜的现实国情下，要想遏制醉驾，一刀切地“入刑”恐怕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它会增加执法和司法成本，但它至少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刑法修正案(八)作出“醉驾即入刑”的规定，恐怕也是利弊权衡的结果，是立法者和广大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