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进品法官(左)在办公室接待慕名找他咨询法律问题的当地村民(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陈海宁摄
他是当地最有学问的“秀才”。有着4年法学理论专业素养的他，毕业后选择回乡，在无量山深处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扎下根来，就再也不愿意离开。
他是全县最善于用民族语言办案的法官。身着制服，脚穿胶鞋，长年行走在山路上；背着国徽、拿着条幅，用民族语言互致问候，为山区百姓执掌法律公平。
他喜欢在情理范围内用法的精神推进乡土社会进程。年近不惑的他，没办过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却化解过数千件“鸡毛蒜皮”的纠纷，理顺了辖区内各民族的家长里短。
18年间，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这个扎根云南基层法庭时间最长的大学生法官，把自己放在了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志向，坚定地投向大山
与36岁在家务农的弟弟龙进忠相比，龙进品的肤色同样黝黑。不同的是，他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一身藏蓝色制服，让这个有着乡土气息的农家子弟，身上透着一股儒雅。
1989年夏天，龙进品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成为公郎镇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全村热闹起来，就像在过年。
家庭的贫困，让龙进品的求学之路倍感压力。母亲长久体弱多病，靠着父亲在工地上背水泥挣钱，龙进品才得以完成4年大学学业。
4年后，龙进品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与“人往高处走”的世间常态不同，龙进品决定回到家乡工作。不久后，他被分到最基层的马鹿田法庭。一年后，调入公郎法庭。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看不明白。“在成都读了那么多年书，现在回到村子里，这个大学怕是白读了。”那时，乡亲们窃窃私语。没有解释，没有犹豫，龙进品回来了，一头扎回到了无量山脚下的公郎法庭。
这是大理州最南边的法庭。龙进品依然记得，1994年初到这里时，只有5间土木结构的小平房，1部手摇电话机，3张办公桌，4把椅子，还有开庭时给当事人坐的8个小凳子。
那时，农村人缺乏法律意识，当地很多人常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酿成命案。“在中国，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需要法律，越需要公平正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从龙进品心底升起。
龙进品决定，通过自己的力量，给冲突更好的解决方式；通过自己的调解，避免更多的惨剧发生。这一做，就做了18年。
作为龙进品的同龄人，公郎镇党委书记李晓华回忆说，龙进品回乡那个年代，能够在县里工作的本科生很少，到乡镇去更是罕见。18年中，南涧县法院六成左右的工作人员，曾经在公郎法庭与龙进品做过同事。待得最长时间的，与龙进品共事了7年。
同事们像流水，来了又走了。龙进品却像个铁钉，钉在了公郎法庭。直到2010年11月，龙进品一直是这个法庭唯一的审判员。
近三年来，龙进品每年办案100多件，一个人承担了南涧县法院近四分之一的民商事案件；18年来，他办理过1200多个诉讼案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再到接访，他什么都得管。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回来还能给家乡做点贡献。”龙进品说，“虽然公郎法庭物质条件困难，但一样的办案，对我来说差距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