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0日 08：10

    今年的高考集体舞弊，第一个落点是贵州松桃。不法分子组织多个作弊小组，利用考生将无线纽扣高清摄像机带入考场，在偷拍试题后通过无线电设备传输到考场外，考场外专门负责做题的人再将答案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到考生带进考场的专用尺子、橡皮和无线电耳机上，有的学生也直接通过手机接收。

　　这是预料之中的新闻，每年都在重复。高考舞弊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组织更加缜密细致，作弊团伙躲避追踪的能力越来越强，有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味道。事实上，《中国青年报》记者直接采访到一些作弊成功的考生，这不是孤证，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样的尴尬现实，寓示着高考在实现公平诉求上始终打着巨大的折扣。

　　就在今年高考前一天，教育部对广大考生进行过一番提醒，在高考中违规的考生，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现在看来，诚信档案这根道德大棒至少对贵州松桃这帮作弊考生没有起到任何道德教化和前途震慑作用。不要说“诚信”这面道德旗帜了，就连很多作奸犯科者被送进深牢大狱，也没能让参与高考舞弊者望而却步。

　　事实证明，现在高考作弊越来越“扎堆化”，广东电白、河南濮阳、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吉林松原……近年来发生的高考舞弊案越来越有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的趋势，而且其中包含着权力腐败与监守自盗的共同特征。比如，在贵州松桃，用手机作弊成功的考生称，“学校要照顾升学率”也是他们躲过追查的原因。换句话说，就连学校本身也是高考舞弊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学校升学率提高了，教育部门的政绩自然也上去了，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高考舞弊的受益者。

　　这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围绕高考舞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高考集体舞弊的“产业链”已经越来越清晰，从设备开发到人力援助，从市场兜售到权力公关，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考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且，在特殊的“市场诱导”下，高考舞弊似乎越来越可以衍生出相关的产品，也对相关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贵州松桃的高考集体舞弊中，连尺子、橡皮这样的考试必备用品，都可以“变身”为接收信息的工具。这意味着，科技开发、人力配备、市场销售、权力公关等一系列手段，都能细分到具体的市场运行中，这一切完全可视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通过高考舞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许多年来，人们都把教育公平视为一种底线公平。如果连高考都遭遇利益集团的捆绑，以集体舞弊的形式制造不公，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从频繁发生的高考集体舞弊来看，一些地方的资本与权力通过联姻，已经拥有一种可以突破相关监管的力量了。如果不能迅速遏制这种现象，这些利益集团很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时候，高考公平很可能要面临更加可怕的深度沦陷。

来源： 嘉兴日报 　　作者： 单士兵（重庆） 　　　编辑： 张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