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风

　　-吴顺荣

　　除夕临近，年味渐浓，人们已经在开始购买年货了。走进菜场，货架上摆满猪肉、羊肉、牛肉等各种肉类食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任人挑选；想买多少，都能满足购买者的需要。要是放在40年前，这可是不敢想象的。

　　我是1970年从部队退伍到县城工作的。开始时，一个人在机关食堂就餐，倒也不觉得什么。后来，妻子和孩子一起到了城里，就感觉到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了。那时，许多东西都得凭票购买，粮票、布票、油票、煤球票、糖票，甚至连肥皂、火柴、线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之物，都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仔细计量，然后以票证的形式发放到每个家庭。不用说，买肉更得用肉票。当时，嘉兴食品公司发的票证有两种，一种叫“肉食供应券”，另一种叫“禽蛋供应券”。券上都没有明确的数量，只写明：“按公布日期使用、过期作废、遗失不补。”因为物资相当匮乏，市场又十分不稳定，究竟每人能供应多少肉，全看生猪出栏情况。少时每人每月半斤左右，多则也不过一斤，遇到国庆、春节之类的重大节日，只是适当增加供应量。

　　当时，嘉兴城里的肉店屈指可数，要想吃肉，必须清晨去肉店门口排队买肉。记得每次买肉，我总是去北京路坛弄口的那爿肉店。尽管离我住地比较远，但那里一位姓朱的师傅态度比较好，手下也比较“留情”。肉店的营业员曾是我眼中最有权力的职业。那时，关于社会上最吃香的职业，流传过这样一首顺口溜：“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一把刀”指的就是肉店的营业员。营业员一刀下去，决定给你的猪肉是好是差、是肥是瘦。曾经的物资贫乏，是件让人丢面子的事，却使营业员长足了面子。他们不仅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常常显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店营业员的服务态度大多不及现在。我常回忆起自己如何对卖肉的师傅点头赔笑、甜言蜜语，希望他们受到讨好语气的“贿赂”后，不至于在我的一斤肉中搭上半斤奶脯肉或项肉，当然更希望他们能少收些肉票。

　　买肉时，我常常要求割肥一点的。连皮带骨头的一块肉，买回家后，放进许多萝卜或霉干菜红烧。有时还要割下一些肥肉熬成油，割下一些精肉切成肉丝，然后炒熟了和油渣一起放在小碗里。以后几天里，做菜的时候，放进一些肉丝和猪油渣，菜里就有肉味了。

　　凭票购物意味着对欲望的限制，不足量的食物使人的胃口始终处于期待的折磨中。所以，在那个年月里，我特别喜欢去乡下办案，若碰巧能在公社的食堂里吃上一块红烧大肉，心里便感到十分满足。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展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大面积丰收，生猪出栏不断增加，猪肉供应不断丰富，肉票像其他所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一样，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买肉难”早已从中国人的字典里消失了。人们愿意买什么肉，就能买到什么肉。腿肉、条肉、大排、小排、去皮肉、出骨肉……应有尽有，按质论价。尽情吃肉，作为千百年来人们苦苦追求的幸福生活，仅仅是改革开放成果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而今，人们感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追忆着过去年代的商品匮乏。丰富的食品渐渐麻木了人们的味蕾，丰盛的大餐似乎不及多年前一副油条大饼香甜。当人们酒足饭饱后，面对半桌剩菜剩饭而不屑一顾转身离席而去的时候，我知道，凭票购物一词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模糊。然而，这也是一种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