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

　　1964年7月7日，我作为王店的首批知青，下乡到当时的王店公社群联大队(今为王店镇建林村)插队落户。因我平时喜欢在空余时间弄弄笔墨、写写东西，大队领导便让我做起了大队报道员。

　　当时嘉兴县主要的宣传舆论平台是嘉兴县广播站，全县各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装有一只有线广播，接听中央及地方的有关新闻和文艺节目。各公社也有公社广播站，转播县广播站节目的同时，播放公社的自办节目。我经常在劳作的空闲时间，为公社、县广播站写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人新事。每当我的稿子在公社、县广播站播出时，自己边听边乐。最多的一年，县广播站播出了我105篇新闻稿，属于全县用稿最多的通讯员之一。那一年，我被评为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

　　上世纪80年代初，嘉兴的改革开放逐渐开展，许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成了我业余新闻写作的源泉。一次，我在街上散步时，看到王店镇船厂桥西首开出了私营电器维修部。我饶有兴致地走进店内，和店主聊了起来，了解到这位店主姓宋，名有文，是郊区建设乡(今并入秀洲区王店镇)的农民，因为对电器维修有一技之长，便在王店镇上开设了这家电器维修部。我认为这是一件新鲜事，于是赶紧回家，晚饭后一鼓作气写了一篇新闻稿。第二天一大早，我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寄给《浙江日报》。不曾想，20多天后，我意外地发现这篇稿子在该报第二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出来，标题是《农民宋有文进城开设修理部》。在那之后，王店镇上的私营店家逐渐多了起来，方便了居民购买日用百货，以前计划经济时凭票才能买到或没见过的商品也渐渐多了，市场活跃了起来。

　　1985年，《嘉兴报》(现为《嘉兴日报》)创刊，我被聘为第一批通讯员。当时的《嘉兴报》四开版，每周出三期。记得我给《嘉兴报》投的第一篇通讯稿，也是关于私营经济的，写的是一名个体户俞培根发明出一种用于园林亭台楼阁修理工具的弧形刨，属于国内首创。这篇报道题目为《俞培根和他的弧形刨》。俞培根见到报上的文章后十分高兴，而且，此后各地园林部门纷纷前来向他订购产品。后来，这种弧形刨还远销日本等国。俞培根从中掘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原先住的草棚不久也翻建成了三层新楼房。

　　嘉兴民生羊毛衫厂原是嘉兴县的知名企业，该厂生产的“蓝鹊牌”羊毛衫，由于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深受国内用户喜爱。1990年11月，我去该厂采访，听取了厂长的介绍后，得知香港、日本的客户在该厂考察完，签下了7万件羊毛衫的订货合同。我马上写了一篇新闻稿投给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当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刊登了我写的《嘉兴羊毛衫受到外商青睐》一稿。这是一家位居小镇的羊毛衫厂首次将产品出口境外，也引起了境外客商的关注，纷纷来到王店镇与民生羊毛衫厂签约订货。该厂的出口销售额迅速提升，原有的厂房、设备逐渐跟不上业务的发展，他们还开办了一家分厂，以满足生产的需要。

　　1995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江泽民主席接见首届海内外中华青年材料科学技术研讨交流会代表的消息。其中一位代表，是年仅31岁、我们王店籍的博士蒋建中。会后，他特地回到王店老家看望父母。当时，蒋建中的父亲蒋德银将此事告诉了我。吃过晚饭后，我就去采访了这位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交谈中得知，他起先在西德萨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的贡泽尔教授指导下，研究当时世界上最新科技“纳米FeF2材料”，后转入丹麦技术大学继续从事这项研究。他曾在美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应用物理通讯》、德国《应用物理》《非晶体固体》等国际性刊物上发表论文45篇。这次回国参加的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关于铁铜体系机械合金化的过程及新材料的制备》的学术报告，还被邀请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讲学。我连夜赶写了《我的事业在中国》访谈录，第二天将稿子给蒋建中审阅后，发至《嘉兴日报》。12月8日，《嘉兴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我写的访谈录及蒋建中的照片。蒋建中的父亲后来碰到我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儿子的今天！”

　　1984年，徐昕镐任《浙江日报》驻嘉兴记者站站长，经常指导我如何写好新闻，因此我常在《浙江日报》上刊登新闻稿，并连续20年被评为浙江日报社的积极通讯员。老徐调入嘉兴日报社后，我和他的联系更是紧密。一次，《嘉兴日报》在头版开辟了《嘉兴之最》专栏，他打来电话要我在镇上挖掘一点素材，写点稿子，并提议可以去嘉兴工具总厂采访一下，看看该厂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第二天，我向单位领导告知此事，领导很支持我。在嘉兴工具总厂，我见到了知青朋友、时任厂长任志强。任厂长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这家小厂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从原先生产单一的套筒扳手发展成为系列产品的过程。该厂的产品先后出口到北美、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居国内首位。采访结束，写出并投寄稿子后，不过一个星期，《嘉兴日报》在头版右上角刊发了我撰写的《嘉兴工具总厂发展规模经济——重型套筒扳手出口量居全国首位》一稿。

　　农业生产进入规模化经营后，2004年9月，我从王店镇政府获悉了镇里农业承包大户干永培的情况，即与嘉兴日报资深记者欧福泰联系采访。他是我上世纪80年代的笔友，对干永培搞规模化经营一事很感兴趣，第二天就赶来王店找到我一起去采访。干永培的农场较远，没有汽车，步行要耽搁很多时间，刚好有一辆拖拉机经过，开拖拉机的师傅又和我熟识。我们跳上他的拖拉机，一路颠簸来到干永培的农场。干永培带着我们实地参观，向我们介绍，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他通过整理、流转、转租等形式，陆续获得1000多亩土地的使用权，并聘用了当地40多名农民，既解决了这些农民的就业问题，增加了收入，又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粮食和经济作物。他的承包田成为浙江农林大学环境科学学院“大学生科研教学实践基地”。以后，我们的采访稿《人勤田丰地生金，稻黄菜绿皆成景——秀洲区一种植大户“绘”出开心农场》很快就在《嘉兴日报》以较大篇幅刊登出来。在那以后，一些农民在各村相继走上了农业承包、规模经营之路。在政府的扶持下，承包大户的种植模式从原先的人工种植发展为机械化种植，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以前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我见证经历了40年来王店镇发生的历史，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鼓与呼，这也算是为这场伟大的变革作出的些许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