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

　　改革开放之初那阵，我还是个“小小少年”。那时，农村物质条件有限，而我正处于“拔节”时期，所以总想往嘴巴里塞东西。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吃酒”。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每年要能吃上几场喜酒或上梁酒的宴席，正好可以满足我的食欲，那简直是饕餮盛宴。而父母对待“吃酒”是喜忧参半的，他们往往要为送多少礼金而煞费苦心，商量好一阵子。

　　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乡下“吃酒”，发桌时，上来的第一道菜是“傻子瓜子”。平时我们能够吃到的瓜子，大都是自家种的南瓜子。生产队每年要在桑树地上种很多南瓜，给集体饲养的母猪吃。剖开南瓜，白色的瓜子与橘红色的瓜瓤很容易挖出，熟透的南瓜还会自己流出瓜子来。瓜子倒在团匾里晒干，就可以炒了吃，这是我儿时最常吃的零食。相比酒水场上的瓜子，自炒的南瓜子自然要低上几个档次。那时，名气最大的要数安徽“傻子瓜子”，据说是邓爷爷支持开的厂。其中我百吃不厌的品种是“奶油瓜子”，据说是用奶油和盐调和而成的，吃起来特别香甜可口。

　　摆放“傻子瓜子”的时候，帮工先将空盆往桌面一放，然后从另一只手拎着的大尼龙袋里摸出一大把瓜子，放在盆里，之后大致判断一下数量，如果装得浅了，就再撮一点补足。我所在的酒桌常常有多个孩子，大家都呈虎视眈眈之势，没等帮工摆放停当，几只小手就不约而同伸出去抓抢了。三下五除二，一盆“傻子瓜子”立马就变成了“底朝天”。大家抓抢到了瓜子，并不会马上吃，而是装到裤袋里，为自己准备了“储备粮”。这使我想到了当时墙上常见的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面对此景，大人们多也不会制止，只是摇头微笑。有时大人还递一支烟过去，替孩子们说话，央求帮工额外开恩，再添加一点。我曾听妈妈说过，酒水场上抢点瓜子吃，是不算出丑的，这是我学到的农村生活的一种规矩。

　　逢年过节走亲戚，吃瓜子就不能像酒水场上那样“出洋相”了。喝完糖茶后，亲戚往往会递过来一个果盘，里面有芝麻糖、带壳花生，最多的自然是“傻子瓜子”。妈妈事先给我“出台”了走亲戚吃瓜子的规矩，就是只能吃、不能拿(装袋)，我只好趁吃饭之前的时间猛吃海嗑。现在想来，我吃瓜子的嗜好和本领，大概就是那时逐渐形成的。但那时吃瓜子的本领还有限，吃相只能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一颗瓜子刚放到嘴里，还没有“咯吱”一声响，手早就伸到了果盘里撮起了另一颗，与现在工厂里流水作业的操作能手几乎没有两样。

　　记得丰子恺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日本人吃瓜子说：“将瓜子塞进口中，‘咯’的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到地上，无处寻找了。”我当时的情况虽说没有日本人糟糕，不会将瓜子吐出来拿到手里剥壳，而是用舌头将瓜子壳使劲分离出来，“呸”的一声，瓜子壳与唾液一起喷到了地上，嘴角往往会残存一些碎末，变成一只“花狸猫”。

　　按照风俗，回家的时候，亲戚都会给我们小孩一支甘蔗，让小孩自己扛着，讨个节节高的好口彩。有时候，亲戚还会抓出一把瓜子，让我们装在棉袄袋里，嘴上说“再多抓几把吃吃”，但手上却并没有动作。这都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但客气话还是要挂在嘴上的。

　　我初为人师的时候，教学任务没有眼下繁重，也没有那么多作业等着批改。冬日午后，我们几个单身青年就坐在宿舍外走廊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瓜子。那时正是“傻子瓜子”如日中天的时候，电视广告不绝于耳。我们轮流到街上称几斤，然后就开始一场“歼灭战”。两三斤奶油瓜子，三四个单身青年，一个午间都能将它们彻底“消灭干净”。有时候，个别后进生愁眉苦脸找我订正作业，而我正吃得兴头上，就随口说“先回去，再说吧”。后进生遇到如此“礼遇”，像李白遇到唐明皇大赦一般，先悄悄地后退几步，旋即就越跑越快，“千里江陵一日还”。这种时候，后进生还往往要呼朋唤友，引来同学到我们宿舍外围远远地挤眉弄眼，似乎在嘲笑我们这些老师也是“馋嘴巴”。

　　现在，每当我闲暇的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还是喜欢嗑几颗瓜子。恒康、阿明、小麻子、阿里山，品牌琳琅满目，味道也丰富多样，但总觉得没有儿时从裤袋里摸出来的瓜子好吃。其中的缘由是什么？我想读者诸君都能给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