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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
2018年11月9日 09:50 来源:嘉兴日报 徐如松

  ※年少时

  改革开放之初那阵,我还是个“小小少年”。那时,农村物质条件有限,而我正处于“拔节”时期,所以总想往嘴巴里塞东西。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吃酒”。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每年要能吃上几场喜酒或上梁酒的宴席,正好可以满足我的食欲,那简直是饕餮盛宴。而父母对待“吃酒”是喜忧参半的,他们往往要为送多少礼金而煞费苦心,商量好一阵子。

  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乡下“吃酒”,发桌时,上来的第一道菜是“傻子瓜子”。平时我们能够吃到的瓜子,大都是自家种的南瓜子。生产队每年要在桑树地上种很多南瓜,给集体饲养的母猪吃。剖开南瓜,白色的瓜子与橘红色的瓜瓤很容易挖出,熟透的南瓜还会自己流出瓜子来。瓜子倒在团匾里晒干,就可以炒了吃,这是我儿时最常吃的零食。相比酒水场上的瓜子,自炒的南瓜子自然要低上几个档次。那时,名气最大的要数安徽“傻子瓜子”,据说是邓爷爷支持开的厂。其中我百吃不厌的品种是“奶油瓜子”,据说是用奶油和盐调和而成的,吃起来特别香甜可口。

  摆放“傻子瓜子”的时候,帮工先将空盆往桌面一放,然后从另一只手拎着的大尼龙袋里摸出一大把瓜子,放在盆里,之后大致判断一下数量,如果装得浅了,就再撮一点补足。我所在的酒桌常常有多个孩子,大家都呈虎视眈眈之势,没等帮工摆放停当,几只小手就不约而同伸出去抓抢了。三下五除二,一盆“傻子瓜子”立马就变成了“底朝天”。大家抓抢到了瓜子,并不会马上吃,而是装到裤袋里,为自己准备了“储备粮”。这使我想到了当时墙上常见的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面对此景,大人们多也不会制止,只是摇头微笑。有时大人还递一支烟过去,替孩子们说话,央求帮工额外开恩,再添加一点。我曾听妈妈说过,酒水场上抢点瓜子吃,是不算出丑的,这是我学到的农村生活的一种规矩。

  逢年过节走亲戚,吃瓜子就不能像酒水场上那样“出洋相”了。喝完糖茶后,亲戚往往会递过来一个果盘,里面有芝麻糖、带壳花生,最多的自然是“傻子瓜子”。妈妈事先给我“出台”了走亲戚吃瓜子的规矩,就是只能吃、不能拿(装袋),我只好趁吃饭之前的时间猛吃海嗑。现在想来,我吃瓜子的嗜好和本领,大概就是那时逐渐形成的。但那时吃瓜子的本领还有限,吃相只能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一颗瓜子刚放到嘴里,还没有“咯吱”一声响,手早就伸到了果盘里撮起了另一颗,与现在工厂里流水作业的操作能手几乎没有两样。

  记得丰子恺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日本人吃瓜子说:“将瓜子塞进口中,‘咯’的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到地上,无处寻找了。”我当时的情况虽说没有日本人糟糕,不会将瓜子吐出来拿到手里剥壳,而是用舌头将瓜子壳使劲分离出来,“呸”的一声,瓜子壳与唾液一起喷到了地上,嘴角往往会残存一些碎末,变成一只“花狸猫”。

  按照风俗,回家的时候,亲戚都会给我们小孩一支甘蔗,让小孩自己扛着,讨个节节高的好口彩。有时候,亲戚还会抓出一把瓜子,让我们装在棉袄袋里,嘴上说“再多抓几把吃吃”,但手上却并没有动作。这都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但客气话还是要挂在嘴上的。

  我初为人师的时候,教学任务没有眼下繁重,也没有那么多作业等着批改。冬日午后,我们几个单身青年就坐在宿舍外走廊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瓜子。那时正是“傻子瓜子”如日中天的时候,电视广告不绝于耳。我们轮流到街上称几斤,然后就开始一场“歼灭战”。两三斤奶油瓜子,三四个单身青年,一个午间都能将它们彻底“消灭干净”。有时候,个别后进生愁眉苦脸找我订正作业,而我正吃得兴头上,就随口说“先回去,再说吧”。后进生遇到如此“礼遇”,像李白遇到唐明皇大赦一般,先悄悄地后退几步,旋即就越跑越快,“千里江陵一日还”。这种时候,后进生还往往要呼朋唤友,引来同学到我们宿舍外围远远地挤眉弄眼,似乎在嘲笑我们这些老师也是“馋嘴巴”。

  现在,每当我闲暇的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还是喜欢嗑几颗瓜子。恒康、阿明、小麻子、阿里山,品牌琳琅满目,味道也丰富多样,但总觉得没有儿时从裤袋里摸出来的瓜子好吃。其中的缘由是什么?我想读者诸君都能给出自己的答案。

标签:原创 责任编辑:谢冬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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