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韵

　　笔者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嘉兴郊区集镇，年幼时就偶尔跟着大人们到茶馆喝茶、打开水，后来，约同学、战友、亲友到茶馆喝茶也是常事。茶馆，成为我增长知识、增长阅历、加深友情的一个重要场所。

　　茶馆大约兴盛于唐代。陆羽成书于公元780年的《茶经》，便是盛唐茶文化的结晶。到了宋代，饮茶风俗更是普及到千家万户，茶和柴米油盐酱醋一样重要，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和常见的馈赠礼品。

　　喝茶不比喝酒。喝酒过度会误事伤身，需花费很多精力备下酒菜，吃不完还会造成很大浪费。茶，简约、俭朴、随意，适应性强。大到朝臣，小到百姓，特别是文人学士、名僧高士，无不以饮茶为乐、为雅。客来敬茶、相互赠茶的风气日益流行，于是衍生出各类层次不同的茶馆。人们以茶馆为平台，演绎出多种独特的茶馆文化，对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喝一茶去。”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某茶馆的一块条幅，勾画出人们好喝茶的习俗。嘉兴很多人都喜欢饮茶，润喉清肺。一碗茶，酒后饭余除腻消食；一碗茶，疲惫之际解乏提神。于是茶棚、茶馆、茶室、茶摊皆应运而生。

　　鲁迅先生说得好：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到茶馆的茶客，多是把喝茶当作一种交际手段。茶，具有一种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的魅力。一喝茶，人就无高低贵贱之分，一喝茶就会被茶的魅力所吸引，越喝越懂，越懂越想喝。一些本来不熟悉、不了解的茶友，喝过几次茶就会成为一个生活圈子，以茶为缘，以群为类，互味情怀，各具特色。

　　在嘉兴城区，1950年之前，有大小茶馆80多家。旧时中基路的怡园茶馆，喝茶的大部分是米行老板或是米行的看货先生，他们边喝茶边探听商务行情。买卖双方如果有交易，也可在此敲定，久而久之，人们谓之“米业茶馆”。类似怡园茶馆以商界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还有多家，如设在塘湾街(今北京路)的聚宾楼茶馆，楼下茶客多数是路过候船的，楼上堂口备有靠背藤椅，客人多是腌腊业和火腿行的老板。设在中和街口(今建国路)瓶山阁茶馆，有内堂和下堂两个堂口。在内堂喝早茶的，主要是新闻界的记者和各报驻嘉记者。老板金某非常精明，对街头巷尾新近发生的社会新闻了如指掌，有时也谈些民事案件等，极力为新闻界朋友提供采访线索，故有“报界茶馆”之美名。在下堂喝茶的，从事营造和竹木手工业工人占多数，找活做和请人做活的均有，有的寻找泥工堵洞点漏，有的请木工修门添窗，有的洽谈营造承包业务，各有所求。

　　此外，各具特色的茶馆还有：孩儿桥乐园茶馆，在楼上喝早茶的，以养鸟的爱好者居多。早晨遛鸟回来，登楼入室，边喝茶边给鸟儿喂食、添水，自成乐趣，或在此挑选良种鸟品。寄园茶馆，设有老爷厅茶室，入室喝茶的大多是考场中过举的举人、秀才和律师、绅士等，人们谓之“之乎者也之辈”。在椿树弄长胜园茶馆内，有理发服务。茶客欲理发，一呼即应，很是方便。同时，该店还备有大小木盆，夏秋季节，供茶客洗澡，收费很低，人们比喻这种经营方式为“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有的茶馆附设简易书场，有艺人献艺，老板利用书场招徕生意，楼上设茶座，楼下设点心小吃店。

　　一些茶客，与诗画结有不解之缘。以茶联谊，品茶吟诗，品茶赏画，以茶抒怀，更增添了茶文化的情趣。也有茶客是针对民事纠纷，相约去茶馆当众调解，在众目睽睽之下，冲突双方申辩也轻言细语，当众仲裁，输理者付茶钱。

　　在郊区，各乡镇大小茶馆也星罗棋布。据《嘉禾新志》载，辛亥革命前后，嘉兴新篁不到一公里的街面上，就有80多家茶馆。王店镇是明清以来文人荟萃之地，全镇数十家茶馆，东、中、西三家茶馆最大，每天进出茶客有300多人；新塍镇茶馆以陆家桥南一家最大，每天来茶馆的客人也有数百人。

　　茶客走进茶馆，只需招呼一声，立即有人泡上茶来。八仙桌旁，三朋四友礼让坐定，啜茗清谈，天南海北，且喝且聊，心旷神怡，其乐无比。此时，茶馆服务员提着一把长嘴大肚的紫铜水壶，配以有节奏的吆喝，走到茶桌前，左手揭茶壶盖，右手提壶续水，壶对准碗口，居高临下，水流如注，运作敏捷且又精准，茶水不外溢，甚是令人叹服。

　　改革开放后，城乡茶馆也在不断变化。老一辈的茶馆业主与茶客渐渐离去，由新一辈继承取代。茶馆经营形式由个体变为集体，又从集体变为个体。原有的茶馆大为减少，服务方式大大改变，服务档次也提高许多。茶馆大小包厢应有尽有，消费层次也有高有低。嘉兴城区尤其是月河街区办起了多家前茶后院式的茶馆，吸引了各界人士前去品茶聚会。

　　茶馆永远是交友叙旧的好地方，更是消磨时光的好去处，饮茶既是物质的享受，又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文明、高雅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它有利于工作生活，有益增进友谊和健身养心，其乐无穷。茶如人生，人生如茶，大家在茶馆有意相聚，一起悠哉。品味茶香，就是品味人生的快乐，乃人生的一大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