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风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受冷落多年的文学园地又慢慢热闹起来，喝了点墨水的年轻人纷纷搞起了文学创作。那时候，只要你肯动笔写，不管质量如何，都会被冠上一顶“文学青年”的高帽，令人觉得出人头地了。我上了七年学，算喝了点墨水，又粗略读了一些唐诗宋词，便跻身进了这庞大的“文学青年”队伍里。

　　诗歌是这个时期的“宠物”，许多青年就是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漫长道路。那个时候，我像着了魔似的读诗、写诗，用诗来记日记。有时看到一起做工的人闲下来打牌喝酒，心里便幼稚地想：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浑浑噩噩，这日子会怎样呢？好在我有诗作伴，便沾沾自喜地有了一种崇高感。小地方，消息灵通。我会写诗的事传开去，和我一般大的、比我年龄小的文学青年纷纷前来，一起交流、一起写诗，我的蜗居经常高朋满座，高谈阔论，好不热闹。

　　到了1980年，文学社团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在这偏僻的小镇上，几个文学青年也有了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的想法，这个想法正合我心意。取什么名字好呢？联想到生活在这个偏僻小镇上的人们，犹如生长在荒原上的杂草自生自灭，“就叫《野草》吧！”我的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肯定，还推举我为编辑，负责组稿编稿。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乡文化站负责人的支持。

　　当时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只能靠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刻印。油印倒不成问题，有的是帮手，但谁来刻写呢？文革中，大伙儿基本不上学，写的字像爬行的河蟹，刻印出来一定会让读者笑掉大牙的。我一下子想到了我大哥。他是个知青，已经回城当工人去了，但他曾在乡下代过课，写得一手好字，人又热情，我决定找他试试。

　　我刚说明来意，他便一口应承了下来，使我好不高兴。就在这一年年底，由乡文化站主办，散发着油墨香的文学小报《野草》和大家见面了。她的诞生，也得到了嘉兴县文化馆《南湖》文学报编辑袁克露、张永尧老师的大力支持。我将他们的贺信刊登在创刊号上：“欣闻《野草》创刊，表示衷心祝贺。愿《野草》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团结广大业余作者，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贡献！”

　　《野草》于1980年12月试刊，1981年出了10期，1982年出了两期，1983年改出一期杂志《银河》，总共出了十四期。《野草》的稿件以诗歌为主，也有少量的小说、散文、评论和民间故事、报告文学等。前几期由我大哥负责刻印任务，从1981年第七期起，新任的乡文化站站长朱培坤接手刻印。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刻印这份小报是得心应手。《野草》八开纸、两面印刷，简陋是简陋了点，印的份数也不多(每期200份左右)，却也图文并茂，有模有样，得到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青睐。这份不起眼的小报从编稿、刻印到印刷，倾注了我们不少心血。

　　当时，“文革”遗风尚存，个别人对文学作品还十分“感冒”。巧得很，县里也有一些文学青年先于我们创办了文学杂志《野草》，大概言论出格，被某些人批为非法的“毒草”而取缔。他们在县文化馆发现了我们的《野草》，直呼不得了：“毒草”居然下乡了！袁克露老师极力为我们解释：“这是乡下几个文学爱好者创办的，跟城里的地下刊物《野草》重名，纯属巧合，并无丝毫联系，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为此，公社党委对《野草》的内容也重视了起来，从1981年第八期起，每期稿件都由一位党委委员把关审核。

　　《野草》文学小报的作者，有本公社的，也有原嘉兴县属各公社的，更有全国各地的。本地的有钱文超(现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供职，时常撰写一些股评文章)，宋火根(现为云南大学教授)，张蕊芳(现为嘉兴市法院法官)，徐文明(原建设乡乡长，现为区领导)，蒋小荣(现在市国税局供职)，姚青(现为企业主)等。八十年代通讯还不发达，但不知什么原因，《野草》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全国各地的稿件纷至沓来，使我们又惊又喜。

　　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补充。从此，农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青年们一个个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再也无心去“爬格子”写文章了。也在这一年的五月，《野草》小报改为《银河》杂志。《银河》共有11页，封面还用了套色。但由于作者的减少，来稿已没有保障，随后只好停刊大吉。一份存在了四年的乡办油印文学小报，就这样消亡了。

　　如今，报纸杂志多如牛毛，网上的论坛、博客更让我们能方便地发表文学作品，再也不需要铁笔、蜡纸这种陈旧的刻印工具了，但我仍保留着当年的部分《野草》小报，闲时翻翻，竟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