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
许地山的《落花生》，一定在你童年的记忆里刻下过印迹：“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也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花生，俗名长生果，花落下就生，又叫落花生，我们当地人习惯叫它长生果。在粮食短缺的年代，长生果算得上是招待客人的上品了，倍受人们青睐。我也曾与花生有过一段情缘。当年，我们生产队田少人多，而且田地都是零零碎碎的，高低不平。这些田，大都是沙土，所以特别适合种长生果。于是，便有了用长生果换粮票的故事。
我15岁那年冬天，生产队将刚挖出来的长生果洗净后晾干，作价成为劳动报酬分配给各家各户，我家分到了五十多斤。分到家后怎么办？有人根据附近生产队社员的做法，上午晒半个太阳，下午挑到新市或石门镇上去换粮票，然后托人将粮票转手换钱。如此“迂回”，是因为镇上的居民口袋里也没几个钱，粮票倒有点积余。
也许是我在生产队里劳动工分低，而且也能挑得动五十多斤的分量，所以家里给我安排了挑长生果到新市镇换粮票的差使。从家里到新市镇少说也有20里，那时，一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泥路，走走歇歇至少得两小时。到了新市，我又不认识什么街道什么弄堂，只知道有路就走。沿途，我嘴里小声叫着：“粮票换长生果了。”由于我生性沉默寡言，所以叫卖声也只有自己听得见罢了。
来到新市的银夏路口，我见有个农贸市场，人挺多的，就挑了个太阳能够晒到的地方，索性放下担子，将扁担扣在沿街的石条上，人坐在扁担上，等待着顾客的光临。
一对相互搀扶的老夫妻走了过来，我连忙喊：“粮票换长生果了！”满以为这次“守株待兔”会有收获，可是他们却毫无反应地从我身边经过，走入了一扇小门，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偶尔有人来问问，都好像没有诚意。过了一会儿，我只好继续挑起担子，走着，喊着。
感谢老天爷，来到仙台路上，总算有人搭话了。“怎么换呢？”一个中年妇女将头从自家窗口探出来问。
我赶忙停下了脚，放下了担子，根据妈妈交待的说：“一斤换两斤！”
“一斤换一斤半行不？”
“我的货好，(换)一斤八两。”我满脸堆笑地开始还价了。
她抱着个孩子走出来，用手抓了一把说道：“你的那么潮，一斤半已经便宜你了。”
“我的颗粒饱满。”我据理力争，“昨天不还是一斤换两斤吗？”
“可是今天的行情你还想换两斤的话，只能挑回去了。”她诡诈地笑着。
最终，因为价格不一致而没有成交。
类似这样的场景出现了好几次，都是无果而终。
当我来到谷海禅寺西边的一个弄堂口，有个老太太用手剥了几颗长生果，掂了掂，然后送进嘴里边嚼边说：“少点行吗？”
“一斤八两，这是妈妈给我的底线。”我说。
“一斤六两。”老太太很会杀价。
我想，如果还到一斤七两，就成交了，并且对这单买卖很有信心。可是生意总会生出意外枝节，老太太突然改口说不要了。这令我十分尴尬，我转念一想，也许会碰上更好买主呢！于是就挑起担子继续赶路。
北湖口的弄堂里，我遇到了几个同是长生果换粮票的人。他们有的已经所剩无几，有的迎面而过也不与我搭话，似乎我是他的“冤家”，唯恐抢了他的生意。其中一个还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他朝我的箩筐看看说：“今天行情好，你可以将价格开高一点。”我这才想起仙台路上那个中年妇女的话，自然也明白她不怀好意。
天色已晚，我转来转去又转到老地方来了。当时的感觉是口干舌燥腿发麻。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这样，人出门都带上个水杯。我想努力用自己的坚持来抵消袭来的疲乏，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我后悔当初没有便宜一点换掉，那样可以为自己减轻点负担。
弄堂里开始飘出一股股诱人的油炸带鱼的香味，嗅觉告诉我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突然，一只老狗“汪汪”叫着从小门里跳了出来，好在主人及时把它唤了进去。我心存感激，可肚子却“叽里咕噜”提起意见来了。我还没有走远，门洞里出来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子，他手里端着饭碗，饭上放着一块红烧带鱼和一块红烧肉，边吃边走边朝我看。看着他的饭碗，我吞了口口水，努力掩饰自己的窘相，挑起担子走了。
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我孤注一掷，打算再到轮船码头那边碰碰运气。此时，虽然很饿，我的叫卖声反而响亮起来。从“张一品饭店”出来一个人，他像检验员似的看了看我担子里的货，抓起一把长生果举到耳边摇了摇，又剥了几颗放手心揉着，然后说：“用煤球票，你换吗？五斤！”我家不烧煤炉，再说煤球票值多少钱我又不知道，“还是用粮票吧。”我说。
“天都快黑了，要么一斤换一斤三两！”
“你再加点，一斤半！咋样？”
“你还是挑回去吧。”他挥了挥手走了。
街上的灯零零星星亮起来了，这时，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准备原路返回。星星模糊了我的归程，我想哭，可眼睛里没有眼泪。一路上，我又累又饿，我没有第二个选项，只有铆足了劲向前走。
刚刚走过五龙桥，天已经将黑幕完全拉上。一个拐弯处，前面的箩筐被一根小树枝勾住了，一个趔趄差点儿让我摔倒，我努力把力气集中到腿上才站稳，可是一些长生果却翻了出来。我只能摸黑草草地将它们捡起，地上到底还掉了多少，也只有天晓得了。
那天，具体怎么到的家，到家后是受到责怪还是同情，我也忘了，家里后来是怎么处理这批长生果的，我也全然没了记忆。
每想起这事，总觉得心中不安。是因为许地山“人要做有用的人”的希望没有实现，还是因为没换成粮票，或是因为自己的劳累？都不是。几十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手心朝上的人对生活的愧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