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风
月河街区有一家“嘉兴血防史料陈列馆”，这“血防”二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先作个简单介绍吧，血防即“血吸虫病防治”的简称。血吸虫是寄生在人体或哺乳动物体内的一种寄生虫，人感染了血吸虫，成人将丧失劳动力，儿童不能正常发育而成为侏儒，妇女可能无法生育，它甚至能危及人的生命。小小的血吸虫曾给南方多个省的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被称为“瘟神”。
嘉兴也曾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不少人得此病。政府专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采用各种手段“围歼血吸虫”。
怎么诊断一个人得了血吸虫病呢？民间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非常形象地说出了该病的症状：“头颈截细，肚皮凸起，只想食咀(这句话的意思说人得了该病，吃东西不长肉，肚皮却很大)。”当然，光看外表不行，最终还得化验大便才能确诊。
记得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们这里每年都要开展大便检验普查，查验对象包括小到六七岁的孩子，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普查之前，赤脚医生或生产队长会把油印好的标签分发到各家，每人三张。接下来的几天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大早，男人们都上茅坑解大便，之后用一根小木棒或小竹片捞取一团粪便放在草纸上，然后用稻草将粪便包扎好并塞上标签，最后放到指定的地点。中午时分，生产队会派专人将一包包的粪便收集起来，送到公社的卫生院。
为了开展工作，公社对卫生院进行了扩建，专门造了一排平房。工作人员将送检的粪便做成一个个切片。之后，这些切片又被送到嘉兴的卫生防疫站进行检验。
有人一旦确诊得了血吸虫病，就得接受治疗。农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打血吸虫”。
那些年，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在父辈一代人中，不少人的肚皮上都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人都曾患有血吸虫病，由于治疗不及时，导致脾脏肿大，危及生命，最后不得不动手术将脾脏切除。
具体是哪一年，我已不记得，只知道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这年秋天，我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赤脚医生把通知书送到我家，让我去打血吸虫。我看到以后感到很害怕，担心医生也在我的肚皮上划一刀。后来我得知，由于病情不严重，只需吃药治疗，心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那天，父亲拿了被褥，把我领到离公社卫生院不远的一个治疗点。所谓的治疗点，其实就是几间大草棚，先前是生产队的仓库。男女老幼几十个患者就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住下了。患者的一日三餐有专人负责打理，当然，伙食费还是要患者自掏腰包的。
住“院”治疗的那几天，医生每天都会定时来给患者量体温，分发药片。我记得医生每次发给我三枚白色的药片，药片比较大，吃的时候，我只能一片一片地吞下。头两天，我吃了药之后感觉有点恶心，胃口也不好。后来几天我变得讨厌吃药了，每当吃药时，我就装模作样地吃上一两片，剩下的就偷偷丢掉。大约过了四五天，我“出院”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没再检验出有病情。看来，这次治疗还是很有效果的。
后来，我知道了，钉螺是血吸虫的主要中间宿主。钉螺属软体动物，有雌雄之分，水陆两栖，由螺壳和软体两部分组成，生存于湖沼或水网地区。消灭了钉螺，等于切断了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那些年，上级有关部门常发动村民在河道两边修筑灭螺带，既清除荒草杂物，又方便查螺。
为了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修筑灭螺带这一任务，生产队开创先河，想到了“承包到户”的办法。具体做法就是先派人丈量出河岸的总长度，然后由会计按每户人口和劳动力多少，计算出每户人家需修筑的长度。地段划分好之后，各家老少就拿着各种工具，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灭螺带也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一般宽一米，高出水面约一米，呈斜坡状。工程进行到差不多的时候，上级部门还会派人来检查验收。如果达不到要求，会责令返修。修好以后的灭螺带，远远望去像一条长龙，人在上面行走非常方便。
每年，大队还会组织一批人成立灭螺队。队员们拿着竹签，在灭螺带上东寻西找，希望捉到更多的钉螺。但实际上，灭螺带上的钉螺并不多，我也参加过几次查螺，但遗憾的是连钉螺的影子都没看到过。
那些年，农家普遍使用马桶。由于人们的卫生意识差，河边洗刷马桶成了一个常见的现象。而钉螺的感染率与水源污染程度密切相关。传染源(血吸虫病患者)的粪便一旦进入有钉螺存在的水体，周围的人患血吸虫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所以，为了防止带有虫卵的粪便流入有钉螺的水体，生产队根据上级指示，在村坊东西两头修建了两个很大的无害化粪池，粪池旁各搭建了一间简陋的公共厕所。
粪池修好以后，生产队就把各家的粪缸都集中封存起来，不准人们再使用，同时安排专人每天挑粪桶水桶，倾倒粪便，洗刷马桶。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化肥尚未普及的年代，农民视粪为宝。但粪池是集体的，里面的粪水可不能随便乱挑。怎么分配比较合理呢？还是按人头算吧。于是，每个月，会计就把油印好的粪票分发到户。某一户要给自留地的庄稼浇粪，就拿着粪票去挑。今天看来，这“凭票取粪”也算得上是奇葩之事了。
如今，肆虐了上千年的血吸虫病已经基本绝迹，新中国的这一丰功伟绩也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