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嘉兴县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多数工矿企业、生产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小戏的创作相当活跃，涌现了一批有一定艺术水准、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戏，如沪剧小戏《红心轴》、越剧小戏《水乡红花》《女艄公》、儿童剧《看瓜爷爷》、独幕剧《征途》《争代表》等等。
在这些小戏中，越剧小戏《女艄公》更算得上是精品。这部小戏主要是讲在江南水乡某个摆渡口，有位既漂亮又有很高警惕性的女摆渡工，她机智勇敢地与坏人周旋，最终将坏人扭送公安机关的故事。这部小戏的剧本由凤桥镇梅峥嵘老师于1974年创作的，后由该镇金浪电吹风厂的蔡纪中师傅谱曲。1975年4月，《女艄公》被当时的嘉兴县革委会政工组、县文化馆选为当年7月嘉兴地区(今日嘉兴及湖州)文艺调演的主要节目。
时间紧，任务重。县政工组、县文化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立即在全县物色演员，组建伴奏乐队，请指导老师。主角“女艄公”很快就选定了，由凤桥镇文宣队的钟圆圆担任，她身材好，嗓音洪亮，会唱越剧。群众演员也很快选定，乐队则由凤桥镇文宣队和嘉兴绢纺厂乐队联合组成。剧组想方设法请来了原嘉兴市星火越剧团的老演员袁世敏老师，指导教授演员越剧唱腔和舞台表情及动作，并请来原嘉兴市锡剧团的沈元良老师担任导演。一切基本就绪，唯独反面角色的演员定不下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反面角色不好，大家都不愿意演，再加上女主角的嗓音条件好，很难与她匹配。时间到了5月，离地区调演不足两个月了。县政工组、县文化馆领导再次在全县物色和排摸。结果，县文化馆的张德生老师点了我的名(当时，我所在的虹阳乡东石桥大队文宣队，在全县有点小名气)。他说：“小高人长得不高，但嗓音条件好，又有一定的舞台经验，演这个角色能行。”
剧组找到我时，我的思想还有点顾虑。我是怕刚找好对象，演了反面角色会不会节外生枝？在老张和朋友们的鼓励下，我接受了这个角色的演出任务。安排好家里、队里的事务后，第二天，我立即赶往王店参加排练(当时，全县组成一个文艺演出代表队去参加嘉兴地区文艺调演，为了排除干扰，集中在王店排练)。
到王店与剧组汇合后，大家都很高兴。排练前，袁老师叫我唱几句越剧听听。我壮着胆唱了几句，袁老师说：“唱得蛮好，只是在气息转换上有点硬，慢慢会好的。”他还态度和蔼地指出了我咬字方面的一些问题。锡剧团的沈老师来了，他略有点驼背，很随和，没有一点导演的架子。他用无锡话为我们讲解剧情，并把小戏分成若干部分，讲得很详细很到位。在之后的排练中，大家争分夺秒，认真学习，一丝不苟。在学越剧唱段时，大家进步很快，但我由于基础差，耳音差，常常跑调，因此只得几遍、几十遍地反复练习。学习戏剧动作更是难点，我扮演坏人挑担时缩头缩脑、踉踉跄跄的样子，每个人上下船、随着船一沉一浮的动作，都得力求逼真。最难的是，小戏结尾有个武打场面，要打几个回合。“女艄公”挥桨打，“我”赤手空拳与之对打，最后沈老师要我来一个“弹板”倒地，被基干民兵擒拿住。“弹板”是跟斗的一种，真是难煞我了。好在当时年轻，每天练几十次，常常练得汗流浃背，最后终于过关了。在排练中，也出过许多洋相，比如，在最后“我”被“民兵”抓住，“民兵”很兴奋，“嗤拉”一下，把我的新衬衫拉破了，只得更衣再排练。排练的时间很紧张，虽然王店有古朴典雅、风景秀美的曝书亭，但因为排练，我们只去过一次，还是去练唱的。
到了彩排的那一天，王店镇大礼堂里，县领导、文化馆的领导、老师、有关作者、各界群众济济一堂。我们的《女艄公》被安排在最后演出，大家都很紧张。演出结束后，有关人员对我们的小戏作了点评，一致认为总体很好，做、唱、念、打各方面的差错很少。但按照当时“突出一号人物的高大全”的要求，还要作一些改进。我们听了很受鼓舞，在之后的排练中更加注意细节，努力塑造好女艄公的光辉形象。
7月初，我们嘉兴县文艺代表队去湖州参加嘉兴地区文艺调演。感觉到氛围与环境和在王店排练有所不同，思想上难免有些紧张。那天开演前，大家尽量放松心情，都忙碌地准备着，反复练习唱段、台词，生怕有差错。大幕拉开，正式演出时，大家都发挥到了最佳状态。越剧唱得很地道，说白很清晰，动作也很逼真。特别是我的“弹板”翻得高、翻得飘，落地很自然。谢幕时，台下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我们演出成功了！
第二天，在湖州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都夸我们演得好，都说小戏《女艄公》是这次地区文艺调演最精彩的节目之一。许多人认为我们剧组的演员是专业演员，不然不会表演得那么精彩。当文化馆的老师告诉大家，女主角是工人，男配角是农民时，许多人还是不敢相信。
不到两个月的排练和演出，加深了我们剧组人员之间的友情。特别是沈元良老师，返回嘉兴后，特地邀我去勤俭路口人民饮食店吃饭。他点了好多菜，拼命地往我的碗里夹菜，夸奖我排练认真，演出成功，掩饰不了临时师徒分别时那种难分难舍的心情。我要感谢沈老师，在那个年代，他不仅教了我戏，还让我体会到了文艺界老前辈的那份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