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小学”从字眼上看，即为耕与读相结合，劳动与读书相结合。

　　1965年，当时分管公社教育工作的陆舜华到我们大队与大队干部商讨，成立耕读小学试验班。经商议决定后，先由我在本生产队试点，开办耕读小学，然后再全面推开。

　　受命后，我在自己生产队的仓库内筹备起了教室。说实话，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七八个到了学龄期却因种种原因未上学的娃娃，小的7岁，大的10岁。开学头一天，家长们热情很高，把家里的桌子、凳子尽往“学校”里搬。

　　上午，孩子们参加家里的劳动，如割草、做家务等，下午则正式上课。当时没有课本，我就到大队部，用钢板刻印了“金、木、水、火、土”等简单的字和词语，然后用订书机装订成册，人手一本。

　　记得第一次上课，我先讲了为什么要读书识字，以及祖辈们不识字的苦处，让他们了解读书识字的重要性，然后又讲了如何读好书、写好字的道理。生产队还特意买了一块黑板，买了粉笔。老队长对我期望很大，经常对我唠叨一定要将这些娃娃培养好。我也决心全力以赴，不辱使命。娃娃们也十分听话，准时到校，学习很用功。同室知识青年看我能作为一名耕读小学的“老师”为学生上课，很是羡慕，可他不知我背后的辛苦。由于是半耕半读，我没有星期天，从下午社员们出工开始，我一直要教到社员们收工方罢。皇天不负有心人，由于我们的努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娃娃们竟能认识五六百字。家长们很开心，从此都放心让我教他们的孩子。我也别出心裁地将语文和算术一起教。很快，娃娃们不仅能读写字、词，还能做算术的加减法。并且，我安排了一个月一次测验，一学期两次考试，以检验娃娃的学习状况。每逢生产队放假，我便往镇上的家里跑，去看望多日未见的母亲及妹妹。

　　一次，我发现有一名学生已连续两天没来上课，家长也没有告知我原因。放学后，我便去了这名学生的家里，发现这孩子感冒了，已连续两天发高烧。那之后的第四天，这名学生终于病愈回到了课堂，而我则破例在晚上到他家去，为他补上三天落下的课程。家长很是感动，连说：“谢谢王老师！”这时，我的心里感到十分快慰。说实话，就在我到耕读小学任教后，平时无论在劳作时，或是空余时间，一些老年的农民朋友都不再称呼我“小王”，而是尊称我“王老师”。这让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可心里又十分受用。

　　第二年春季，嘉兴召开第一次耕读小学教师表彰会，我幸运地被评为“嘉兴耕读小学先进教师”，还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会后，在王店公社召开的教师会议上，公社领导也让我在会上发言，介绍办学经验。由于我连续几天在县上、公社开会，学生们的课程落下了。回来后，我抓紧生产队休息放假的机会，给学生们补课。

　　“文革”开始后，耕读小学也结束了。我被抽到由群联、高峰、向阳三个大队联办的全日制初中班教书。

　　因为在耕读小学接受了基础教育，那七八个原先不识字的“文盲”娃娃，后来全部顺利地插班进入正规全日制小学继续念书。如今，他们都在各行各业成为了骨干。每当在路上碰到我，已入中年的他们总还会尊敬地称呼我一声“王老师”。这时，我的心里就如同灌了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