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洲往事

　　　　陈起濂 施荣富提供

　陈起濂绘制的关于室外养蚕技术的示意图  杨金根提供

　　以陈起濂为主编著的《实用养蚕栽桑技术图说》，封面由陈起濂绘制  杨金根提供
 

　　养蚕业历来是高照（现高照街道及新塍镇陡门村、火炬村、富园村）农民的主要副业。蚕一年春、夏、秋三季都养，秋蚕还有早、中、晚三批。

　　蚕靠吃桑叶长大，种好桑树才能养好蚕。一般一亩好的桑园可产二三千斤桑叶，嘉兴本地有句俗语：抬头不见天，每亩产三千。假如以一亩桑地产二千斤桑叶的话，就可饲养一张半蚕种，到时就可采茧六七十公斤。在劳作时效上，养一期蚕只需26天左右，所以，养蚕业因见效快、收益高而深受农民的青睐。

　　养蚕业虽是农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和一般农作物的栽培相比较，有它的特殊性。农作物栽培，对一块土地的一熟作物来讲，从种下到收获，面积是不变的。但是养蚕业就不同，小蚕收蚁（指为了饲养孵化的家蚕，用羽毛苕帚扫下蚁蚕并移到蚕座上的操作过程）到大蚕上簇（指把熟蚕捉到蚕簇上的过程），短短的20多天，它的蚕座（供蚕食叶和活动的场所）面积变化很大，以一张蚕种为例，一龄期小蚕时，只需小匾一块，到五龄期时，要扩展到二三十大蚕匾，不到20天时间，蚕座面积竟大了几十倍。一张蚕种的蚕匾放置就要占用几间蚕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生产队规模经营的情况下，一个生产队都要饲养十几甚至几十张蚕种，饲养到大蚕期时，蚕具、蚕房都成了突出的问题。蚕具、蚕房的短缺成了蚕桑发展的瓶颈，在当时严重制约了蚕桑事业的发展。

　　由于养蚕收益快，农民喜欢。尤其是1965年起，高照公社掀起栽桑培桑高潮，桑叶多了，蚕的饲养量随之迅速增加，而各生产队的经济实力又不可能大量添置蚕具，更不可能建造更多蚕室。如何在蚕具、蚕室紧缺的情况下，不影响蚕桑生产的发展，成了当时高照公社蚕桑事业的思考热点。正在大家为养蚕量增加与蚕具、蚕房矛盾难解之时，当时高照公社农科站蚕桑干部陈起濂，仔细分析了高照公社养蚕发展情况及发展中带来突出问题，率先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思路——将大蚕移至室外饲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1966年秋季，陈起濂以当时农村的尼龙育秧办法作借鉴，先在卫东大队第一生产队搞秋蚕室外饲养试验。他请该生产队蚕桑队长金永观作助手，选择了一块桑园地空隙，铲平后用细竹竿搭棚，上面用尼龙纸覆盖，将部分大蚕搬到棚里安家。这年卫东一队的秋蚕室外试养共搭了六个大棚，饲养后效果出奇得好。当时，嘉兴地区蚕桑会议正在嘉兴召开。高照公社卫东一队室外养蚕的消息传到大会，立即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大会当即安排与会人员到卫东一队参观，探讨养蚕业的发展趋向。

　　1967年，在嘉兴县蚕桑会议上，陈起濂将1966年秋蚕的室外饲养情况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上级领导和与会人员的赞赏。那年，高照公社在领导的支持下，扩大了室外养蚕的试验范围，在上一年卫东一队试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民12队、火炬8队两个试验区，其中卫东一队室外饲养达百分之百。这一年的试验结果，三个试验区的室外饲养均获得成功。与其他生产队的老办法比较，不仅节省了劳力，而且提高了蚕茧的产量和质量。

　　三个试验区室外养蚕均获得成功，引起公社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将室外养蚕的试点经验向全公社推广。在公社的统一规划下，1968年开始，高照全公社室外养蚕方法陆续在各生产队推开，室外养蚕占总饲养量比例逐年递增，到1973年全公社各生产队室外养蚕得以普及。

　　室外养蚕有效地解决了发展蚕桑生产中，蚕室、蚕具短缺，劳力不足的矛盾。高照公社率先创设和推广室外养蚕，对促进当时蚕桑生产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1962年时,高照公社春蚕饲养量不到400张，产茧只有214.58担。1965年起大量栽桑培桑,蚕的饲养量迅速增加，使蚕具、蚕房紧缺，劳力紧张的矛盾突现。室外养蚕方法的创举和推广，才使在蚕的饲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妥善解决了蚕室、蚕具设备及劳力紧张的矛盾。在1973～1974年，全公社春蚕饲养量已增至2800～2900张，其中有70％的蚕种进行了大蚕室外养，使全公社的年产茧量突破了4000担。蚕桑生产的快速发展，各生产队都把室外养蚕作为养大蚕的主要形式，一直坚持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实施了17年。

　　室外养蚕成功经验信息的发布，引起了广大养蚕业人士的关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前往高照公社参观学习室外养蚕的业内人士络绎不绝，参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蚕业人员。室外养蚕创始人陈起濂也通过总结经验，撰写了多篇文章，在《蚕业科学》、《蚕桑通报》等全国性杂志发表。

　　室外养蚕在高照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天当蚕室地当匾，室外养蚕大无边。”这句在高照蚕农中唱出的顺口溜正是当时室外养蚕的真实写照。

　　（文中数据由原高照蚕桑干部、秀洲区农经局退休干部陈起濂提供。感谢秀洲区政协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