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节刚过,在嘉兴市的各大人力招聘市场上,又呈现出人头攒动的景象。许多刚从外地老家过完年来禾的新居民,纷拥至各家纺织企业的招聘台前,一名熟练挡车工开出的每月薪酬大多为3000元以上,有些甚至开到了月薪四五千元。纺织业是嘉兴的传统支柱产业,许多企业经营者为了使生产能正常运作,纷纷都满足了求职者的要求。看到这些求职者企盼的目光,经营者爽快的神情,我油然地升腾起一个想法:过去的嘉兴纺织业织户收入是怎样的?织女们的薪酬又是如何?于是,翻阅明清时的《嘉兴府志》、《秀水县志》,民国时的《嘉兴县农村调查》等,从中去寻找答案。
五代时,嘉兴所处的吴越国“闭关而修蚕织”,为两宋时期丝绸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室南迁至临安后,南宋政权失去了盛产丝绸产品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为了自己极度奢侈的生活,增加国库收入,同时还为了苟安一方,每年要向金国纳贡大量丝织品,因此,南宋政权不得不在江南的嘉兴北部王江泾、新塍、油车港等地发展丝绸生产,极大地刺激了王江泾等地的丝绸生产,使得织户明显增多,产量和规模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王江泾一带的农民除种田以外,就在家里用木机织绸,聊补家用。宋文学家苏轼曾三次来到永乐乡(今王江泾镇),写下反映王江泾丝织业兴旺之诗句:“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明代中叶,王江泾镇已成为全国丝绸业发达的市镇。明朝万历年间,王稚登的《客越志》称王江泾“地绕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清代唐佩金《闻川缀旧诗》曾写到王江泾镇当时的繁荣景象:“在清乾嘉之际,烟火万家。其民都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随着王江泾纺织机的改进,使丝绸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多,王江泾“红纱小布”驰名国内。明代末期,王江泾丝织业不仅有千家万户的织机户,还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雇工们每天晚上织丝绸到二鼓时分,工场中有机台四五台,织工十多人,手提脚踏,十分疲劳。织工认为“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丝绸生产除了机户以外,王江泾一带还出现了织绸机户中的经纪人,贩运王江泾当地的丝绸到南京等地,通过口岸运至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因此,经营丝绸商业获至千金之家的也不少。如王江泾“镇南小巷去处,有一姓翟号滨吾者,原在织绸机户中经纪,做起千金家事,一向贩绸走汴聚生机”。(明天然痴叟《石点头》)
清朝时,王江泾已有一万多户居民、三条街(一里街、丝行街、百岁街),十个坊、五个埭、二十七条弄等。其中丝行街就是王江泾一带上市交易丝绸的所在地。王江泾、盛泽一带的农民织户们,每天挎着形如元宝的元宝篮,篮内放着自家所织的丝和绸,上市交易。拿到市上的丝和绸,顷刻间就被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抢购一空。然后,织户们再将自家丝绸销售后所得银两,就地购买一些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及鱼肉蔬菜,欢天喜地把家还。此时,织户们所产的产品有纺绸、罗、线春、锦、绢,绵绸等,从而使王江泾成为江南地区丝织业的中心。1880年9月,江苏海关四等A级帮办E·罗契来到王江泾、盛泽一带考察,写成一文,对当地的丝织业有这样的描述:“这里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商行,从四乡农民手中收购绸缎,农民卖掉绸匹后,买回生丝,再生产绸缎。丝绸产品的大部分是轻质的,主要由妇女们织造。一名好手(不论男女)织成一匹长45英尺(15.75米)的绸,需用两天半时间,平均报酬为0.35美元;长16英尺(4.88米)一天完成,报酬为0.14美元。”
20世纪初,王江泾农村的织机户占农户的50%左右。一般农户家庭都有1~2台织机,农民农忙务农,农闲务工。辛亥革命后,境内丝织业为最盛时期,有织机千余台,生产品种有绢绸、印度绸、中山葛等,年产达14万匹。据载,民国十五年(1926),南汇、梅湖(今王江泾镇田乐村)所出的丝绸产品“双连”,每匹九元;“尺八半”每匹八元;“二零半”每匹十三元;“二三”每匹十七元(时一块银元可以买30斤大米、8斤猪肉)。
20世纪30年代,由于苏嘉公路、苏嘉铁路筑成后,王江泾的陆路交通更为发达,织机户增多,丝绸纺织业又兴盛起来。“南汇镇、梅湖乡、王江泾镇、廉让乡(今王江泾镇长虹村)、尖墩角乡(今王江泾镇虹北村)等,织绸户数均甚多;每家织机有一架者,亦有数架。民国十五六年(1926~1927),绸价极高,普通每匹多达十元以上,织户获利良多。”(载1936年《嘉兴县农村调查》)南汇镇、梅湖乡、王江泾镇、廉让乡所出的丝绸品种主要有“双连”、“印度纺”、“中山葛”、“钢簆纺”等,价格平均每匹约五元五角,织户每匹可赚五角;每匹长约五丈,织工需织三日。织户都是家庭作坊,男女均善织造。忙时则雇工生活,每月工资八元,提供膳宿。也有织户全年雇佣织工。雇用短工则按件计酬,每匹三四角(时一块大洋可以买16斤大米、5斤猪肉)。因此,织工往往日夜赶织,一匹绸两天即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