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回乡下老家，看到河埠头搁浅着水泥船，船沿裸露着锈迹斑斑的钢筋，舱盖不翼而飞，舱里分别种着茭白和红菱……三十多年前，这可是我家最宝贵的生产工具啊！

　　1982年冬，分田到户。原属生产队的木船、水泥船、打稻机、风车、潜水泵等，按质论价，通过抓阄的办法，分配到户。当时队里有木船、水泥船各两只，父亲运气好，抓到了一只三吨水泥船，但付出的代价是，还要贴给生产队若干现金。

　　江南水乡，在我的童年时代，船只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今日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收稻、交粮、卖畜、运肥，还有婚嫁、投医、走亲、出游，没有一项是离得开船的。

　　最早什么时候认识船，已经模糊不清，但我的游泳本领却是凭着船只而精益求精的。盛夏时节的午后，浜脚里，树阴下，总是停着几只木船和水泥船。大人们都休息了，正是我们孩子戏水的好辰光。不会游的旱鸭子抱着南瓜、门栓，稍微会一点的就像野鸭一样扑腾，而我正处在跃跃欲试阶段，就学着高手的样，从船头或船梢往下跳。起先是捏着鼻子，双脚抬起，英勇赴水。渐渐地，我学会了扎猛子，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猛吸一口气，一跃而入——像小学课文中的小英雄雨来一样，过一两分钟，才从一二十米开外的河面上探出头来。

　　渐渐地，我们不再满足于浜脚里的扑腾，就转移到港里游泳。港里水深流急，船来船往。我们游得有些远了，体力不支时，迎面正好有挂机船开来，我们就双手扳住船舷，两脚抵住船肚，免费返回。因为这样的免费搭载，会加大行船的阻力，船老大往往不悦，但他们最多往我们头上浇点水而已，以示惩罚。

　　古人云，欸乃一声山水绿。两岸的美景固然值得留恋，但“欸乃、欸乃”的摇橹声，传达出的不全是美妙，更多的却是艰辛。1983年我跳出农门读师范，暑假回家帮家里做“双抢”。由于田地离家有些距离，收割稻子、运送羊灰，都需要用船。拿羊灰来说，先把羊棚里被踩烂的稻草粪便用畚箕挑到船里，再转弯抹角摇船到田头，然后一担一担跳到田间，等距离地倒好，最后用双手“大撒把”。这样迂回水运，尽管费时，但比直接一担担地挑去，却要省力许多。如果再上溯几年，生产队每年都要按照上级计划，到嘉兴摇氨水，到上海摇大粪。父亲说，有一次到上海摇大粪，来回一个星期，吃住都在船艄的暗仓里，一路艰辛不必多说，最使人惊心的是三吨的水泥船在河港里看看蛮大，但在黄浦江中却成了一叶扁舟，风高浪大，一直担心是否会被大浪吞噬。

　　读过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的人，对拥挤的粮站河埠头一定不会陌生。双抢结束阶段，午后两三点钟，虽然烈日当空，却是卖粮的好时间。我家离粮站不远，摇船约半个小时。从屋前水泥场上挑稻谷到船里，全家动员，并不算劳累，但是到了粮站码头，只见黑压压一片全是船只，想靠拢码头真是难乎其难。这样的情形，只能借道上岸了——从自家船上挑着百十斤的稻箩，先走船舷，再搭到邻家的船上，然后走跳板上水泥台阶。由于重力的作用，船舷摇晃不停，给人惊心动魄之感。现在想来，如果不讲究“短平快”，平衡性差的话，那绝对要人仰马翻，掉到河里的。前几年我在《小说选刊》上读到本土作家江丽华的短篇小说《粜谷》，感觉所描摹的情景恍若眼前，身临其境。

　　当然，船只承载的不全是艰辛，最能带给我们快乐的要数讨新娘子。冬忙种油菜之后，是农村的嫁娶时节，一般都是一只挂机船加一只拖梢船。前者相当于“婚车”，后者是装嫁妆之用。两只船都用油布搭好幔子，分别插上彩旗，在风中猎猎，给人草船借箭满载而归的错觉。最显喜庆的是，挂机船头站着锣鼓手，四人敲大鼓，咚咚，两人碰响器，锵锵。启程出发、经过村子、靠岸达到的时候，都要使出浑身解数，连同爆竹的巨响，传达出家和丁兴的喜庆。

　　后来，家乡兴起了修桥筑路，不论大船小舟，其作用就渐渐式微了。粜谷用起了手推车，田间地头主打化肥之后，再也没人用船捻河泥了。前一阵子，有关部门还对水泥船进行了集中销毁……眼下，“五水共治”取得了成效，河道清淤，水质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我总觉得好像还缺少了什么。

　　缺少什么呢？也许就是记忆深处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