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花园中长着一棵石榴树。每当石榴成熟时，石榴的籽粒饱满，颗颗紧拥，密不可分。我就像那石榴中的一颗石榴籽，60多年来，在嘉兴这个民族大家庭“石榴果”中，幸福成长……

　　我的父母都是广西壮族，老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河池地区环江县(现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57年，我在父亲部队驻地革命老区江苏泰州出生。为不忘这个地方，父母在我的名字中冠以“泰”字。父亲原名“欧克向”，在新中国成立后改成了“欧阳荣”。我曾问父亲为何要改名字，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后，每天都是新鲜的阳光，而我们大家都要在新中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1958年，父亲转业到嘉兴航运局(浙航嘉兴分公司前身)，母亲同时进入嘉兴绢纺厂工作，我家就此定居嘉兴。之后，弟弟、妹妹先后出生。父亲在弟弟、妹妹的名字中，分别冠以“嘉”“娟”。父亲说，这是为了永远记住嘉兴，记住嘉兴绢纺厂。1960年代中期，嘉兴城区的壮族，仅我们一家5口。

　　1963年，我进入嘉兴县南湖第一小学。开学第一堂课，班主任吴家睛老师指着坐在中排的我，对全班同学说：“同学们，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这位欧福泰同学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壮族。你们今后要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吴老师还宣布让我担任副班主席(相当于副班长)。

　　壮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父母不会写壮族文字，但会说壮族语。父亲和母亲有时用壮话交流，我听不懂，就问父亲：为什么不教我们兄妹三人学壮话呢？父亲说：“你们以后扎根嘉兴了，不需要学壮话，学了人家也听不懂。你们要和嘉兴融合在一起，把自己当作嘉兴人。”

　　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1983年，嘉兴撤地建市，当时，我在嘉毛总厂工作。在挑选城区第一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时，厂党委考虑到我是少数民族，便将我和另一位彝族同志列为候选人。厂里各车间和醒目地点，都张榜介绍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简历，于是全厂5000多名职工都知道了厂里还有这么一个壮族人。厂党委还推荐我担任了刚组建的嘉兴市总工会首届委员。再往后，入党提干，厂党委提拔我担任了宣传科副科长，成为全厂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身为中学教师的妹妹，则被选为了首届城区人大代表，经常代表少数民族为政府建言献策。

　　1993年，我考入嘉兴日报社，圆了我的“记者梦”。当年12月，在报社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歌唱比赛中，有感于党和祖国对我这个壮族年轻人的培养，我深情地唱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有时，报社和一些单位举行联谊会，时任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吴骞在介绍到我时，总要加上一句：“小欧是广西壮族人。”在采访期间，一些采访单位的领导知道我是少数民族，在工作午餐时，总要关切地问我有何禁忌。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无不让我感受到特别的关爱。

　　嘉兴市委市政府对少数民族一直十分关怀。父亲在世时，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会，经常邀请他参加。以后，市委市政府每年举行全市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迎春座谈会、中秋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联谊会，都邀请我作为壮族代表参加。座谈会、联谊会上，市委统战部领导时常勉励大家，一定要为增进全市民族大团结作贡献。

　　工作中，我时时不忘为增进民族团结出力。1997年全市少数民族迎春联欢会、1999年“庆祝嘉兴解放50周年民族大联欢”等活动，我以出席代表、采访记者的身份，详细报道了这些盛会。在一次省人大征询少数民族工作意见的座谈会上，我提出给少数民族下岗职工开办电脑培训班，让他们顺利实现再就业的建议，得到领导的首肯。那之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这项工作起色很大。

　　自我父母这辈起，我们这个壮族大家庭如今在嘉兴已到了第四代。我们沐浴着新中国的雨露阳光，在嘉兴这块热土上幸福地工作和生活。近年来，嘉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外来人口逐渐增多。嘉兴的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达七八万人，已有土家族、苗族、彝族、回族等五十个左右的少数民族，其中，在嘉兴工作生活的壮族人达到两三万人，仅秀洲区洪合镇的壮族人就有5863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朵朵开在阳光下，党把雨露洒下来，万紫千红放光华……”党和政府如此关怀少数民族，“石榴籽”的各民族会紧紧拥抱，将嘉兴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