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水乡特有的生产劳作——捻河泥。
新塍塘穿越新塍古镇而去。
新塍古桥问松桥。
一点印象
我从未坐船领略过一条完整的新塍塘。
我家住在陡门高桥的东北方向，离运河塘(杭州塘)两三里路，并不在新塍塘的边上。小时候坐船，我到过新塍塘上的两个点：新塍镇和九里汇。九里汇除了一座杂草丛生的高桥(后来知道是里仁桥)尚有记忆，其他已无印象。去九里汇的河叫反修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挖的，父母亲都说自己参加过开挖大军，但那时两人尚年轻，还没有走在一起。
到新塍镇，走马泾港。这条河南连大运河，北接新塍塘，是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记得第一回坐船到新塍，是跟着父亲和叔叔去买猪苗。
用摇船晃荡着到新塍，路途是遥远的，人也头晕。估摸着有两个钟头，我们的船到达一个岔口，进入另一条开阔的水面，父亲说新塍快到了。我的头晕顿时好多了，心也“砰砰”地跳。
把船临时停靠在虹桥边上，上岸。虹桥南有一排门面，都是小吃店。走进一家，同去的叔叔帮我叫了一客烧卖和一碗牛肉汤。我的吃速有点快，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烧卖吃干净，汤自然也没有剩下。第一次的印象是深刻的，之后再吃无数烧卖和牛肉汤，味道似乎没有超过这次的。
我们在新塍镇上并未逗留多久，甚至没有去看银杏树，因为摇船回去，路途依旧漫漫。父亲和叔叔轮着把橹，欸乃声一声长一声短，随着水波，悠远而去。小猪在船舱里“吱哩吱哩”地叫，湖面上时有水鸟扑棱，给我这个难得出远门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再次接触新塍塘是在工作之后。那时我在高照中学做老师，有好些学生是荫家桥的，我借家访的顺便，又去看了几回新塍塘。有一回，我站在荫家桥上，南北眺望，水波不兴，两条赶鸭船缓缓而来。船不大，很灵活。船上人带着草帽，一人一船，划着双桨，不时发出只有鸭群才听得懂的口令。鸭群有纯白色的，也有颈中部带有白羽圈的麻鸭，它们在头鸭的带领下，有纪律地游在船前。我站了好一阵子，迎面而来的风很舒服。新塍塘两岸树木林立，村庄掩映其后，人烟袅袅，使人有归属之感。
现在的新塍塘上已很少见到航船。择了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我从北郊河新塍塘闸一路沿绿道走到新塍镇，竟然只看到一条行驶的货船。往日的繁忙不复存在。新塍塘水面开阔，近年因五水共治，水质也相对干净。沿途看到很多掩映在芦苇丛中或躲于桥墩旁的垂钓者，他们安静得可以坐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使新塍塘的河水都不敢起大的波浪。
绿道上有人跑步，有人骑行，也有几个是来怀旧的。在荫家桥畔，遇到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问起，说原本居住在这里，现在拆迁了。有人跟他攀谈，他一下子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边指边说，停不下来：“这里原来有棵大树，我们常在树下乘凉。那里是老的轮船码头，每天早上有很多人赶来等轮船，比现在的公交车站还要热闹。弯进去的河浜底里有我们家的河埠……”他甚至把家世都跟我讲了，他的爷爷是到荫家桥来做上门女婿的，但父亲又随了爷爷的姓——可见奶奶的宽宏大量——所以跟河浜里大部分人的姓不一样。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河对岸有一块水泥残石，断成好多节。这样的轮船码头，刚出九里汇时，也看到一处。它们的残破让类似这样的老者很容易回想起并不遥远的历史。
村庄没有了，每隔一段路的河浜也奄奄一息，新塍塘两边给人空荡荡的感觉。虽然绿道旁人工种植了一些花田，也设置了小景点，但终是少了自然之味。倒是芦苇丛中，偶然蹿出的水鸭，弥补了一丝野趣，让人精神一振。
有经历的人
新塍塘是新塍人外出的交通主动脉，《嘉兴市志》(1997)的地图上，清楚地标示着新塍塘西北接澜溪塘，穿新塍镇而过，东南过新农、高照、九里汇，至嘉兴西门栅堰桥，与京杭古运河相连。民国九年(1920)朱仿枚的《新塍镇志》上这样描述：“新城塘河(新塍古也称新城)，远承苕溪烂溪之水而来……入运河东流为官塘河。经昇山塘，合乌镇水入新塍塘，过石臼漾，合穆溪水，入嘉兴之漕河。”
能更深切感受到新塍塘活力的是早年在水上跑的船工。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父母是搞运输的，常常经新塍塘北上南下，奔波生意，而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有时放学，我把他带回家。他在我家吃饭做作业，晚了，便住下。船工是辛苦的，船工的孩子更显得孤单。
新塍塘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河，但在见过世面的船工眼里，不足为奇。一位朋友的父亲，洛东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开船到上海去收柴板和垃圾。柴板收来，取下钉子，优质的高价卖出去，蹩脚的留下来村子里分一分，做柴薪。“上海垃圾”在当时很有名气，运回来做肥料，小孩们在垃圾堆中寻宝，特别是废铁之类，可捡来卖钱。一条运输垃圾的船若是从新塍塘驶来，停靠在洛东的乡村，寻宝的人就开始摩拳擦掌，守候在地头了。
朋友的父亲说，当时是生产队集体去的，五六个强壮机灵的男人一条船，两人一班，替换着摇橹。船出新塍塘，就有离家的愁绪，特别是进入黄浦江那样的大河后，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船上的生活极其枯燥，不摇橹的人，或休息，或打牌打发时间。夏天开船蚁虫多，穿厚裤子，闷热，薄裤子又无法防住蚊子的厉嘴。在船里待过的人都知道，水上的蚊子没有吃素的，它们个大嘴尖，像一支支针筒。冬天则很冷，时间比较难熬。吃饭都是在船上，用煤炉炒菜烧饭，炖开水。“船上煤炉，岸上炊烟”，想想是挺美的，但个中滋味，只有船上人晓得。船入新塍塘，近乡自然情更怯。每次出去，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对家人的想念，在情理之中。有一次凌晨回来，朋友父亲和同伴竟然看到新塍塘河岸边上有很多漂浮的虾。这是前一天晚上，有药虾船经过，药昏的虾，还没来得及捞，这让这帮出远门回来的男人开心得直拍手。一段新塍塘撩了半桶虾，再加上上海带回来的鲜红大苹果，可使他们回家的形象高大不少。
清朝人计楠有《新溪晚归》一诗：“指点新溪近，扁舟出荻芦。桥底蓬有碍，港曲路多迂。小市人声远，夕阳帆影孤。归心如水急，频问到家无。”写出了古今归家人的心境。
但是归家并没有那么顺畅。回洛东的船，即使到了新塍镇的虹桥边，还是不能直接穿镇而过，而要去镇北绕一个弯，因为镇上的市河狭窄，无法过船。参与编写《新塍镇志》的胡锦泉先生也有同感。他退休之前在镇上的酒厂做供销员。酒厂在西栅凤舞桥南堍，就是原先的高公兴酱园。为了获取多一些利润，酱园辟出一部分作坊来做酒。作为供销员，胡锦泉先生经常出入新塍塘，运输原材料和酒。过市河到新塍塘原本只有一小程路，但是酒厂的船过不了市河，只得先往西过泗泾港，到澜溪塘，再从澜溪塘绕到斜桥港，经日晖港，到达原本只有咫尺之远的新塍塘。用胡锦泉先生的话说，这是走了一条“弓背”的路，绕了一大圈。等到船回来时，又要反方向走“弓背”。
民国九年朱仿枚的《新塍镇志》记载：“新塍镇市河以唐家桥至陆家桥为最狭，非独不利行商。设遇火灾，延烧尤易。”光绪十年间，陆家桥两岸焚去房屋九十四椽，宣统元年春，焚去唐家桥房屋两岸共计七十四椽。镇人痛哭流涕，均将原因归咎于河道过于狭窄，取水不便。但是这段市河原本是照唐家桥桥洞宽阔为标准开挖的，并没有那么狭窄，是河两岸居民屡次翻造房屋，长年累月，逐渐越占河道所致。这是贪心酿成大祸的典型教训。经过火灾，镇人痛定思痛，决定重建房屋时，让进帮岸，仍旧以唐家桥桥洞宽度为限，还市河以开阔。
现在再去看这段河道，唐家桥已经只剩桥堍，但该桥堍至陆家桥一带河面相对开阔，只是过了陆家桥往西，仍旧只有半条河。胡锦泉先生开玩笑地说，跳远运动员稍微花点力气，就能跳过去。
塘上的船
新塍塘上的船种类很多，用途不一。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种摇生意船，俗称“淌板船”，专门以载客为生，类似于岸上的黄包车或出租车。这类船也有几种样式，一九九七年的《新塍镇志》中有记载。较小型的，往往只能坐三四人，但两人摇橹，动力很足。还有更小的，只能坐两人，划船人双手双脚并用划桨，速度极快，一眨眼工夫，小舟就在水面上轻飘飘地过去了。雇这类船的人主要为办事，求的是效率：有到外地看戏为赶时间的，有店家外出收账的，也有往外埠探亲、赴宴或者求医的。稍大型的淌板船，内饰除了座位，还有躺榻，所以也称“躺板船”，往往走的是长途，类似于汽车火车上的卧铺。《儒林外史》中跟了市井恶棍潘三之后的匡超人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阔绰：“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头舱，包到扬州。”可见能坐上淌板船头等舱的，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满足一点虚荣心。还有一种淌板船，船身比急着办事的要大些，但装饰很讲究，两侧有玻璃推窗，舱内设有“雅座”，甚至有棋桌、卧榻，供游客消遣、休息。这类船纯粹是家境相对富裕又赋闲的人，踏春游玩、吃酒赏景消遣用的，类似于过去南湖里的丝网船。新塍镇上的老年人说，淌板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最盛行，东栅西栅都有，仅虹桥附近就有十余艘，可见当时的生活还是安逸的。抗战爆发后，淌板船大多经营不下去，除少数仍操旧业，其他改行捕鱼。至新中国成立时，这种船就不多见了。
除了这种随意性比较大的生意船，新塍塘上还有相对正规的快班航船。光绪年间，里人高焕文《新溪棹歌》云：“新塍至嘉禾有航船，朝往夕还。”开船时，“鸣小锣以招人”，后改为吹牛角号，“呜——呜，呜……”，一声长两声短，吹得赶船人性急煞。船大多配两支橹，住在九里汇新塍塘边的周振明老师(嘉北中心小学的退休老师)，讲起来记忆犹新：两支橹一大一小，小橹短，和水面组成的角度大，有把握方向的作用；大橹长，和水面组成的角度小，主要作用是推动船前进。两人站的位置略有前后，同时“推”和“扳”，不会相撞。为了增加速度，有的船还挂有风帆，甚至配有四支橹的。破晓轻航，四支橹一齐用力，像四台发动机同时工作，船身“呼呼”地向前划开水面。
快班航船一直运营到民国时期，后换作轮船。轮船的速度与宽敞度都是人力船所无法比拟的。催客人乘船的牛角号也换成了汽笛声，“呜——呜——”，两声长音，明显多了油腻腻的味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新塍塘上轮船航班的繁忙程度达到顶峰，轮船后挂带拖船，也无法改善旅客拥挤的状况。但随着新嘉公路的通车，人们立即迷恋上了汽车的速度，很难再适应慢吞吞的水上交通。
敲梆船是比较特别的船。船头绑有一个毛竹筒，船过村子或小镇，坐在船头的人就“梆梆梆”地敲起来，用的劲并不大，似乎带有一点不好意思。有人把敲梆船称为“讨饭船”，因为船上的人大多是残疾的，他们沿河乞讨，慢慢地摇，遇河埠就敲几声。若有人寻声而来，一定是带着米或者其他食物。船上人就用连着竹竿的布兜接过来，并连声道谢。还有一类敲梆船不是纯粹乞讨，他们会在船上带些日常用品，诸如脸盆、杯子、扫帚之类，或者是一些泥捏的工艺品，用这些东西来换岸上人的钱或粮食。他们用这种交换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新塍塘上还有一只值得关注的船，就是将孤儿送至嘉兴福利院的护送船。据新塍镇上的老人说，早些年因为物质匮乏，乡间又有重男轻女思想，很多女婴生下来就被丢弃。镇上大户朱家看不下去，专门雇了摇船人和护理人，用一条船沿河收置弃婴，每天护送到嘉兴。但护送实在太繁琐，光靠朱家也难以为继，幸而其他乡绅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在镇上创建了保婴会(后称留婴堂)。光绪年间嘉兴知府许瑶光有《新塍留婴堂征信录序》，其中有这样的记录：“秀水新塍近吴兴，吴兴溺女风最盛，颇习渐之。其绅耆(旧称地方上的绅士和年老有声望的人)乃创保婴会，各子其子而微助之。”保婴会、育婴堂是不得已的办法，但足见地方乡绅的一片仁爱之心。
旧时新塍塘
旧时新塍塘，又称新溪，景雅水幽，文人经过往往会留下诗作。朱仿枚《新塍镇志》里有“柿林秋雨”的美景记录：“飒飒西风吹不了，柿林十里啼沙鸟。芭蕉叶碎雨声酣，墙角秋阴苔花老。”新塍古时又名柿林，是因为新溪两岸满是柿子树，一直延伸到王江泾。柿子在秋天成熟，像一只只小红灯笼挂满林间，似在帮助过往行船照上一程。虽然秋雨滴答，凉意袭人，但雨水同时也把柿子洗得更加明亮、动人，让过路的船上人心觉温暖，也解了疲乏。这种场景，我在杭州西溪湿地里也见到过，船行在弯弯的河道中，时不时眼前一亮，满树的柿子艳丽地照亮河水，让游客心生感动，秋天的萧瑟一扫而空。
新溪两岸的柿子以品种大、味道好著称。大者名铜盆，味最佳，慕名来品尝的人络绎不绝。清朝乾隆间出现过桐乡石门画家方薰所绘的《太平欢乐图》，描绘了江南日常生活的场景。画册献给下江南时的乾隆，得到皇帝的嘉奖。其中有很多内容是描绘江南的小贩，如何在街头巷尾贩卖桑葚、山楂、酸梅汁等具有江南风味的吃食。虽然未见卖柿子的小贩，但想来情况是差不多的：带着草帽，穿着粗布衣服，挑着一副轻便的箩筐，两头放着新摘下来的柿子，一路走一路用新塍糯糯的乡音叫卖。也或者一个小姑娘，坐在街角或桥头，打一把油纸伞遮阳，前头放一堆柿子，镂空而叠，很有形态。她也不叫卖，只是坐着等客人来问。客人讨价还价久了，小姑娘就脸红，就不知道如何答客人的话。
这样的铜盆柿子，被那些文人尝了，是要做诗的。诗歌一传十，十传百，新溪柿子的名声便远播在外。清人李元绣有《新溪竹枝词》：“乡贯由来号柿林，沿溪一带俯清阳。侬今新下铜盆种，七绝应夸树树金。”树树挂满像金子一样的铜盆柿子，一言其颜色，另一言可能形容其价值。
除了柿子，新溪里的鳜鱼也很有名。每年桃花盛开时，雨水很多，溪水涨上来。溪面上铺满被风雨打落的花瓣，花瓣下的鱼跃跃欲试。它们趁着夜色，往边上的小河道和沟渠流下来的水冲上去。熟知鱼性的村人就用网、簖等捕鱼工具等候它们，一个早上可得大丰收。鱼中以鲫鱼、鲤鱼为多，也有捕获鳜鱼的，会忍不住抓着鱼头向同伴炫耀一番。
有美味，自然少不了酒。新塍的酒业向来发达，土酿之酒有三白、十月白。三白酒即以白米、白面和白水成之。苏东坡到访陡门本觉寺，据说喝过三白酒，当地便将此酒称为“苏三白”。“十月白”即通常所说的“杜做酒”，农历十月，稻谷成熟后，当地农人就用糯米酿酒。此时芦花、白茅均已白头，清晨田间、草上也有淡淡的霜，再加上浮在酒面上白白的酒糟，“十月白”一名真是形象得很。除了土酒外，新塍亦有仿绍兴制法，名曰绍酒。其外又有烧酒、甜酒两种。海盐人张燕昌在《鸳鸯湖棹歌》里曾吟道：“烂醉矶头卧浅滩，随身渔笠与渔蓑。鳜鱼肥处桃花涨，日日新塍载酒过。”桃花涨，鳜鱼肥，载酒过，那肯定是要烂醉矶头的。
张燕昌提到的矶头应该是镇东水口的分水墩。这个分水墩类似于漾中小岛，因为此处水域开阔，水流湍急，分水墩起到了阻水作用。在风水先生眼里，这样的分水墩被称为罗星。明朝人徐善继有《人子须知·砂法》一书谈到罗星：“夫罗星者，水口关拦之中，有堆特起，或石或土，当于门户之间，四面水绕者是也。”风水先生认为，罗星立于水口能阻挡生旺之急流涌去，而能聚气凝穴。因此，凡为佳城佳地，水流中必有罗星。简单地说，所谓罗星就是使得水流有所阻挡，增加水回环往复的土墩，切不可让水直流而去，不然财运就流光了。水在当地人心目中，是财的象征，如“有进水”之说。古时镇上的人自然很相信罗星的作用，尤其是大户人家。新塍镇蔡氏清朝时有蔡实颖者，在分水墩上建了一个亭子，以锁财运。不想后来被冤家捣毁，之后就没有人在分水墩上建造东西了。但分水墩的风水地位一直耿耿于镇人的心中，里人郑凤锵曾说：“水口罗星关系全镇风水，必增培基址，垒石筑亭，形势乃有关键。今故址渐蚀于水，行舟往来，但见荒草一堆，有力者不闻倡议重建，可叹也。”
分水墩是否真有风水上的作用，不得而知，更多的也许是人们的臆想。胡锦泉先生说，现在我们更相信科学，风水一说，恐怕是“分水”在土话中的谐音。解放初期分水墩还能看到，只剩方圆十公尺左右，一遇到大水，就没入水中。后来疏浚河道时，索性将它清除了。现在的水口，是一处白晃晃相当开阔的大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