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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塍塘古今谈(上)
2018年7月6日 09:19 来源:嘉兴日报 撰文 邵洪海 摄影 袁培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水乡特有的生产劳作——捻河泥。

  

新塍塘穿越新塍古镇而去。

  新塍古桥问松桥。

  

  一点印象

  我从未坐船领略过一条完整的新塍塘。

  我家住在陡门高桥的东北方向,离运河塘(杭州塘)两三里路,并不在新塍塘的边上。小时候坐船,我到过新塍塘上的两个点:新塍镇和九里汇。九里汇除了一座杂草丛生的高桥(后来知道是里仁桥)尚有记忆,其他已无印象。去九里汇的河叫反修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挖的,父母亲都说自己参加过开挖大军,但那时两人尚年轻,还没有走在一起。

  到新塍镇,走马泾港。这条河南连大运河,北接新塍塘,是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记得第一回坐船到新塍,是跟着父亲和叔叔去买猪苗。

  用摇船晃荡着到新塍,路途是遥远的,人也头晕。估摸着有两个钟头,我们的船到达一个岔口,进入另一条开阔的水面,父亲说新塍快到了。我的头晕顿时好多了,心也“砰砰”地跳。

  把船临时停靠在虹桥边上,上岸。虹桥南有一排门面,都是小吃店。走进一家,同去的叔叔帮我叫了一客烧卖和一碗牛肉汤。我的吃速有点快,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烧卖吃干净,汤自然也没有剩下。第一次的印象是深刻的,之后再吃无数烧卖和牛肉汤,味道似乎没有超过这次的。

  我们在新塍镇上并未逗留多久,甚至没有去看银杏树,因为摇船回去,路途依旧漫漫。父亲和叔叔轮着把橹,欸乃声一声长一声短,随着水波,悠远而去。小猪在船舱里“吱哩吱哩”地叫,湖面上时有水鸟扑棱,给我这个难得出远门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再次接触新塍塘是在工作之后。那时我在高照中学做老师,有好些学生是荫家桥的,我借家访的顺便,又去看了几回新塍塘。有一回,我站在荫家桥上,南北眺望,水波不兴,两条赶鸭船缓缓而来。船不大,很灵活。船上人带着草帽,一人一船,划着双桨,不时发出只有鸭群才听得懂的口令。鸭群有纯白色的,也有颈中部带有白羽圈的麻鸭,它们在头鸭的带领下,有纪律地游在船前。我站了好一阵子,迎面而来的风很舒服。新塍塘两岸树木林立,村庄掩映其后,人烟袅袅,使人有归属之感。

  现在的新塍塘上已很少见到航船。择了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我从北郊河新塍塘闸一路沿绿道走到新塍镇,竟然只看到一条行驶的货船。往日的繁忙不复存在。新塍塘水面开阔,近年因五水共治,水质也相对干净。沿途看到很多掩映在芦苇丛中或躲于桥墩旁的垂钓者,他们安静得可以坐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使新塍塘的河水都不敢起大的波浪。

  绿道上有人跑步,有人骑行,也有几个是来怀旧的。在荫家桥畔,遇到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问起,说原本居住在这里,现在拆迁了。有人跟他攀谈,他一下子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边指边说,停不下来:“这里原来有棵大树,我们常在树下乘凉。那里是老的轮船码头,每天早上有很多人赶来等轮船,比现在的公交车站还要热闹。弯进去的河浜底里有我们家的河埠……”他甚至把家世都跟我讲了,他的爷爷是到荫家桥来做上门女婿的,但父亲又随了爷爷的姓——可见奶奶的宽宏大量——所以跟河浜里大部分人的姓不一样。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河对岸有一块水泥残石,断成好多节。这样的轮船码头,刚出九里汇时,也看到一处。它们的残破让类似这样的老者很容易回想起并不遥远的历史。

  村庄没有了,每隔一段路的河浜也奄奄一息,新塍塘两边给人空荡荡的感觉。虽然绿道旁人工种植了一些花田,也设置了小景点,但终是少了自然之味。倒是芦苇丛中,偶然蹿出的水鸭,弥补了一丝野趣,让人精神一振。

  有经历的人

  新塍塘是新塍人外出的交通主动脉,《嘉兴市志》(1997)的地图上,清楚地标示着新塍塘西北接澜溪塘,穿新塍镇而过,东南过新农、高照、九里汇,至嘉兴西门栅堰桥,与京杭古运河相连。民国九年(1920)朱仿枚的《新塍镇志》上这样描述:“新城塘河(新塍古也称新城),远承苕溪烂溪之水而来……入运河东流为官塘河。经昇山塘,合乌镇水入新塍塘,过石臼漾,合穆溪水,入嘉兴之漕河。”

  能更深切感受到新塍塘活力的是早年在水上跑的船工。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父母是搞运输的,常常经新塍塘北上南下,奔波生意,而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有时放学,我把他带回家。他在我家吃饭做作业,晚了,便住下。船工是辛苦的,船工的孩子更显得孤单。

  新塍塘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河,但在见过世面的船工眼里,不足为奇。一位朋友的父亲,洛东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开船到上海去收柴板和垃圾。柴板收来,取下钉子,优质的高价卖出去,蹩脚的留下来村子里分一分,做柴薪。“上海垃圾”在当时很有名气,运回来做肥料,小孩们在垃圾堆中寻宝,特别是废铁之类,可捡来卖钱。一条运输垃圾的船若是从新塍塘驶来,停靠在洛东的乡村,寻宝的人就开始摩拳擦掌,守候在地头了。

  朋友的父亲说,当时是生产队集体去的,五六个强壮机灵的男人一条船,两人一班,替换着摇橹。船出新塍塘,就有离家的愁绪,特别是进入黄浦江那样的大河后,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船上的生活极其枯燥,不摇橹的人,或休息,或打牌打发时间。夏天开船蚁虫多,穿厚裤子,闷热,薄裤子又无法防住蚊子的厉嘴。在船里待过的人都知道,水上的蚊子没有吃素的,它们个大嘴尖,像一支支针筒。冬天则很冷,时间比较难熬。吃饭都是在船上,用煤炉炒菜烧饭,炖开水。“船上煤炉,岸上炊烟”,想想是挺美的,但个中滋味,只有船上人晓得。船入新塍塘,近乡自然情更怯。每次出去,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对家人的想念,在情理之中。有一次凌晨回来,朋友父亲和同伴竟然看到新塍塘河岸边上有很多漂浮的虾。这是前一天晚上,有药虾船经过,药昏的虾,还没来得及捞,这让这帮出远门回来的男人开心得直拍手。一段新塍塘撩了半桶虾,再加上上海带回来的鲜红大苹果,可使他们回家的形象高大不少。

  清朝人计楠有《新溪晚归》一诗:“指点新溪近,扁舟出荻芦。桥底蓬有碍,港曲路多迂。小市人声远,夕阳帆影孤。归心如水急,频问到家无。”写出了古今归家人的心境。

  但是归家并没有那么顺畅。回洛东的船,即使到了新塍镇的虹桥边,还是不能直接穿镇而过,而要去镇北绕一个弯,因为镇上的市河狭窄,无法过船。参与编写《新塍镇志》的胡锦泉先生也有同感。他退休之前在镇上的酒厂做供销员。酒厂在西栅凤舞桥南堍,就是原先的高公兴酱园。为了获取多一些利润,酱园辟出一部分作坊来做酒。作为供销员,胡锦泉先生经常出入新塍塘,运输原材料和酒。过市河到新塍塘原本只有一小程路,但是酒厂的船过不了市河,只得先往西过泗泾港,到澜溪塘,再从澜溪塘绕到斜桥港,经日晖港,到达原本只有咫尺之远的新塍塘。用胡锦泉先生的话说,这是走了一条“弓背”的路,绕了一大圈。等到船回来时,又要反方向走“弓背”。

  民国九年朱仿枚的《新塍镇志》记载:“新塍镇市河以唐家桥至陆家桥为最狭,非独不利行商。设遇火灾,延烧尤易。”光绪十年间,陆家桥两岸焚去房屋九十四椽,宣统元年春,焚去唐家桥房屋两岸共计七十四椽。镇人痛哭流涕,均将原因归咎于河道过于狭窄,取水不便。但是这段市河原本是照唐家桥桥洞宽阔为标准开挖的,并没有那么狭窄,是河两岸居民屡次翻造房屋,长年累月,逐渐越占河道所致。这是贪心酿成大祸的典型教训。经过火灾,镇人痛定思痛,决定重建房屋时,让进帮岸,仍旧以唐家桥桥洞宽度为限,还市河以开阔。

  现在再去看这段河道,唐家桥已经只剩桥堍,但该桥堍至陆家桥一带河面相对开阔,只是过了陆家桥往西,仍旧只有半条河。胡锦泉先生开玩笑地说,跳远运动员稍微花点力气,就能跳过去。

  塘上的船

  新塍塘上的船种类很多,用途不一。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种摇生意船,俗称“淌板船”,专门以载客为生,类似于岸上的黄包车或出租车。这类船也有几种样式,一九九七年的《新塍镇志》中有记载。较小型的,往往只能坐三四人,但两人摇橹,动力很足。还有更小的,只能坐两人,划船人双手双脚并用划桨,速度极快,一眨眼工夫,小舟就在水面上轻飘飘地过去了。雇这类船的人主要为办事,求的是效率:有到外地看戏为赶时间的,有店家外出收账的,也有往外埠探亲、赴宴或者求医的。稍大型的淌板船,内饰除了座位,还有躺榻,所以也称“躺板船”,往往走的是长途,类似于汽车火车上的卧铺。《儒林外史》中跟了市井恶棍潘三之后的匡超人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阔绰:“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头舱,包到扬州。”可见能坐上淌板船头等舱的,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满足一点虚荣心。还有一种淌板船,船身比急着办事的要大些,但装饰很讲究,两侧有玻璃推窗,舱内设有“雅座”,甚至有棋桌、卧榻,供游客消遣、休息。这类船纯粹是家境相对富裕又赋闲的人,踏春游玩、吃酒赏景消遣用的,类似于过去南湖里的丝网船。新塍镇上的老年人说,淌板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最盛行,东栅西栅都有,仅虹桥附近就有十余艘,可见当时的生活还是安逸的。抗战爆发后,淌板船大多经营不下去,除少数仍操旧业,其他改行捕鱼。至新中国成立时,这种船就不多见了。

  除了这种随意性比较大的生意船,新塍塘上还有相对正规的快班航船。光绪年间,里人高焕文《新溪棹歌》云:“新塍至嘉禾有航船,朝往夕还。”开船时,“鸣小锣以招人”,后改为吹牛角号,“呜——呜,呜……”,一声长两声短,吹得赶船人性急煞。船大多配两支橹,住在九里汇新塍塘边的周振明老师(嘉北中心小学的退休老师),讲起来记忆犹新:两支橹一大一小,小橹短,和水面组成的角度大,有把握方向的作用;大橹长,和水面组成的角度小,主要作用是推动船前进。两人站的位置略有前后,同时“推”和“扳”,不会相撞。为了增加速度,有的船还挂有风帆,甚至配有四支橹的。破晓轻航,四支橹一齐用力,像四台发动机同时工作,船身“呼呼”地向前划开水面。

  快班航船一直运营到民国时期,后换作轮船。轮船的速度与宽敞度都是人力船所无法比拟的。催客人乘船的牛角号也换成了汽笛声,“呜——呜——”,两声长音,明显多了油腻腻的味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新塍塘上轮船航班的繁忙程度达到顶峰,轮船后挂带拖船,也无法改善旅客拥挤的状况。但随着新嘉公路的通车,人们立即迷恋上了汽车的速度,很难再适应慢吞吞的水上交通。

  敲梆船是比较特别的船。船头绑有一个毛竹筒,船过村子或小镇,坐在船头的人就“梆梆梆”地敲起来,用的劲并不大,似乎带有一点不好意思。有人把敲梆船称为“讨饭船”,因为船上的人大多是残疾的,他们沿河乞讨,慢慢地摇,遇河埠就敲几声。若有人寻声而来,一定是带着米或者其他食物。船上人就用连着竹竿的布兜接过来,并连声道谢。还有一类敲梆船不是纯粹乞讨,他们会在船上带些日常用品,诸如脸盆、杯子、扫帚之类,或者是一些泥捏的工艺品,用这些东西来换岸上人的钱或粮食。他们用这种交换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新塍塘上还有一只值得关注的船,就是将孤儿送至嘉兴福利院的护送船。据新塍镇上的老人说,早些年因为物质匮乏,乡间又有重男轻女思想,很多女婴生下来就被丢弃。镇上大户朱家看不下去,专门雇了摇船人和护理人,用一条船沿河收置弃婴,每天护送到嘉兴。但护送实在太繁琐,光靠朱家也难以为继,幸而其他乡绅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在镇上创建了保婴会(后称留婴堂)。光绪年间嘉兴知府许瑶光有《新塍留婴堂征信录序》,其中有这样的记录:“秀水新塍近吴兴,吴兴溺女风最盛,颇习渐之。其绅耆(旧称地方上的绅士和年老有声望的人)乃创保婴会,各子其子而微助之。”保婴会、育婴堂是不得已的办法,但足见地方乡绅的一片仁爱之心。

  旧时新塍塘

  旧时新塍塘,又称新溪,景雅水幽,文人经过往往会留下诗作。朱仿枚《新塍镇志》里有“柿林秋雨”的美景记录:“飒飒西风吹不了,柿林十里啼沙鸟。芭蕉叶碎雨声酣,墙角秋阴苔花老。”新塍古时又名柿林,是因为新溪两岸满是柿子树,一直延伸到王江泾。柿子在秋天成熟,像一只只小红灯笼挂满林间,似在帮助过往行船照上一程。虽然秋雨滴答,凉意袭人,但雨水同时也把柿子洗得更加明亮、动人,让过路的船上人心觉温暖,也解了疲乏。这种场景,我在杭州西溪湿地里也见到过,船行在弯弯的河道中,时不时眼前一亮,满树的柿子艳丽地照亮河水,让游客心生感动,秋天的萧瑟一扫而空。

  新溪两岸的柿子以品种大、味道好著称。大者名铜盆,味最佳,慕名来品尝的人络绎不绝。清朝乾隆间出现过桐乡石门画家方薰所绘的《太平欢乐图》,描绘了江南日常生活的场景。画册献给下江南时的乾隆,得到皇帝的嘉奖。其中有很多内容是描绘江南的小贩,如何在街头巷尾贩卖桑葚、山楂、酸梅汁等具有江南风味的吃食。虽然未见卖柿子的小贩,但想来情况是差不多的:带着草帽,穿着粗布衣服,挑着一副轻便的箩筐,两头放着新摘下来的柿子,一路走一路用新塍糯糯的乡音叫卖。也或者一个小姑娘,坐在街角或桥头,打一把油纸伞遮阳,前头放一堆柿子,镂空而叠,很有形态。她也不叫卖,只是坐着等客人来问。客人讨价还价久了,小姑娘就脸红,就不知道如何答客人的话。

  这样的铜盆柿子,被那些文人尝了,是要做诗的。诗歌一传十,十传百,新溪柿子的名声便远播在外。清人李元绣有《新溪竹枝词》:“乡贯由来号柿林,沿溪一带俯清阳。侬今新下铜盆种,七绝应夸树树金。”树树挂满像金子一样的铜盆柿子,一言其颜色,另一言可能形容其价值。

  除了柿子,新溪里的鳜鱼也很有名。每年桃花盛开时,雨水很多,溪水涨上来。溪面上铺满被风雨打落的花瓣,花瓣下的鱼跃跃欲试。它们趁着夜色,往边上的小河道和沟渠流下来的水冲上去。熟知鱼性的村人就用网、簖等捕鱼工具等候它们,一个早上可得大丰收。鱼中以鲫鱼、鲤鱼为多,也有捕获鳜鱼的,会忍不住抓着鱼头向同伴炫耀一番。

  有美味,自然少不了酒。新塍的酒业向来发达,土酿之酒有三白、十月白。三白酒即以白米、白面和白水成之。苏东坡到访陡门本觉寺,据说喝过三白酒,当地便将此酒称为“苏三白”。“十月白”即通常所说的“杜做酒”,农历十月,稻谷成熟后,当地农人就用糯米酿酒。此时芦花、白茅均已白头,清晨田间、草上也有淡淡的霜,再加上浮在酒面上白白的酒糟,“十月白”一名真是形象得很。除了土酒外,新塍亦有仿绍兴制法,名曰绍酒。其外又有烧酒、甜酒两种。海盐人张燕昌在《鸳鸯湖棹歌》里曾吟道:“烂醉矶头卧浅滩,随身渔笠与渔蓑。鳜鱼肥处桃花涨,日日新塍载酒过。”桃花涨,鳜鱼肥,载酒过,那肯定是要烂醉矶头的。

  张燕昌提到的矶头应该是镇东水口的分水墩。这个分水墩类似于漾中小岛,因为此处水域开阔,水流湍急,分水墩起到了阻水作用。在风水先生眼里,这样的分水墩被称为罗星。明朝人徐善继有《人子须知·砂法》一书谈到罗星:“夫罗星者,水口关拦之中,有堆特起,或石或土,当于门户之间,四面水绕者是也。”风水先生认为,罗星立于水口能阻挡生旺之急流涌去,而能聚气凝穴。因此,凡为佳城佳地,水流中必有罗星。简单地说,所谓罗星就是使得水流有所阻挡,增加水回环往复的土墩,切不可让水直流而去,不然财运就流光了。水在当地人心目中,是财的象征,如“有进水”之说。古时镇上的人自然很相信罗星的作用,尤其是大户人家。新塍镇蔡氏清朝时有蔡实颖者,在分水墩上建了一个亭子,以锁财运。不想后来被冤家捣毁,之后就没有人在分水墩上建造东西了。但分水墩的风水地位一直耿耿于镇人的心中,里人郑凤锵曾说:“水口罗星关系全镇风水,必增培基址,垒石筑亭,形势乃有关键。今故址渐蚀于水,行舟往来,但见荒草一堆,有力者不闻倡议重建,可叹也。”

  分水墩是否真有风水上的作用,不得而知,更多的也许是人们的臆想。胡锦泉先生说,现在我们更相信科学,风水一说,恐怕是“分水”在土话中的谐音。解放初期分水墩还能看到,只剩方圆十公尺左右,一遇到大水,就没入水中。后来疏浚河道时,索性将它清除了。现在的水口,是一处白晃晃相当开阔的大漾。

标签:人文 责任编辑:谢冬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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