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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嘉兴在外为官者，有许多政声斐然，历史上留下好名声。这里就说说明万历年间任山东登州知府的陶朗先。据史料记载，他在登州饥荒年间临危不乱、开放海禁和募兵屯田的事迹，尤为人们称道。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陶朗先在那个年代的各种赈灾举措，确实需要点无私无畏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才行。

　　陶朗先(1584-1625)，字元晖，别号开普，秀水(今秀洲区王江泾)人。他是陶诺的曾孙，陶九韶的孙子，同时也是陶学瞻、陶学琦的父亲。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23岁的陶朗先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于政绩突出，奉旨升任山东登州府知府。

　　29岁的陶朗先刚到登州城走马上任，仿佛老天有意要给他一个考验：当年登州府下属各州县，经历冬春长期无雨，夏季罕见大旱后，农历七月，老天彻底大翻脸，“蓬莱、福山、文登等县，异风暴作，大雨如注，经三昼夜，庐舍倾圮，老树皆拔，禾稼一空”，“大半民畜多怖死”。(明泰昌《登州府志》)还发生了海啸，蓬莱县城惨遭海潮冲淹，各州县沿海地区居民被淹死者无数。

　　此时，登州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陶朗先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多地挽救濒临死亡的饥民。可救灾粮食在当地是稀缺物资，无法购到。怎么办？

　　陶朗先了解到一海之隔的辽东粮食有剩余，于是出主意到辽东去购买。可当时朝廷为了严防走私、抵御海盗等，实行“禁海”政策。为了使灾民能活命，陶朗先上疏朝廷，暂时开放海禁，允许登州府过海购粮赈灾。获得同意后，源源不断的辽东救命粮运到登州，大量饥民渡过难关。“登、莱、青连岁饥，而辽东大熟，请暂弛海禁，挽粟以赈之。”(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

　　当地连续几年遭遇旱涝灾害，各州县农田所收寥寥无几，民众无力缴税，陶朗先奏请朝廷免除登州各州县此后两年全部赋税。他在《异灾亟救议》说登州府“今问之地，地荒芜矣；问之人，人流亡矣”。田地荒芜，人都逃光了，百姓哪里还有能力缴税呀？情之切切，皇帝被感动。

　　对灾荒之际为首祸乱者，陶朗先毫不含糊。登州人胡从魁挟饥民作乱，趁机拉起土匪队伍。陶朗先带领军队围剿，消灭这股为非作歹的土匪。

　　陶朗先深知赈灾是一时之举，要彻底解决饥民温饱问题，得有长治久安的高招。登州人特别是男人较为强悍，有的是力气。但当时正值灾荒，无田可种，无工可做，男人闲在家里没事干，肚子又饿着，时间久了很可能铤而走险、偷盗抢劫，为害一方；另一方面，登州沿海有很多海岛，由于受交通等条件限制，百姓无力上岛开垦，许多海岛白白荒废，无甚产出，使朝廷减少了许多赋税。

　　陶朗先创新性地实施了一项“募兵屯田”的计划。他大量招募登州灾区的精壮男性灾民上岛，按照军队编制，委派军队营官组织管理。农忙季节开荒种地，农闲季节讲武操演。登州青壮年灾民踊跃报名。此举效果甚佳，短时间内，就开垦海岛荒地七千多亩，不仅灾民“兵丁”肚子吃饱，还储备了军粮三十余万石。“置军田，募民开岛田七千余亩。”(清康熙《秀水县志》)更可喜的是，“募兵屯田”，不仅消除饥民冻饿之虞，防止饥民作乱，还使荒芜的岛屿为国家创收、为百姓造福，除此，还造就了一支会打仗的“民军”。这些士兵常年在海岛上开荒种粮，守卫海岛，倭寇来犯时，可海上出击打击倭寇。实在是一举三得。

　　明朝廷对陶朗先的创新做法大为赞许。时年，由于努尔哈赤入侵，辽东战事甚急。朝廷命陶朗先在登州、莱州负责辽东前线的粮饷供应。陶朗先开动脑筋，既保证供给，又省了银两。“从海道而输之粟，三岁输百八十余万石，省陆道馈运费钱二百余万，少府钱五百余万。”(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他还配合辽东经略熊廷弼，在三个月内，募得“水陆师三万、马万匹，田仗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戮力策应”。

　　陶朗先任职登州府知府四年，创造了不凡的政绩，获得登州百姓的好评。万历四十五年(1617)，陶朗先以山东全省六知府考绩第一而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后又先后担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兼登莱海防道，加兼海运按察使，首任登莱巡抚。

　　明天启年间，熹宗任用宦官魏忠贤，政治黑暗，忠臣良将遭冤杀。陶朗先与辽东经略熊廷弼交好，后者为阉党所不容，陶朗先也成为阉党眼中钉。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等诬告陶朗先“侵饷，悬坐赃银四十余万两”。陶朗先被捕入狱。抄家时，陶的全部家产“不及千金”。但魏忠贤欲置陶朗先于死地而后快，在狱中严刑拷打，逼他诬陷其他人。陶朗先坚决不从，绝食数天而死于狱中。“司寇刑胁之，不从，不食死。”(清康熙《秀水县志》)

　　陶朗先在入狱期间，“登之人赴京师号救者无数，登兵愿捐三月饷，以存其家焉。”(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被害后，陶朗先儿子陶学瞻数年为其父鸣冤。崇祯元年(1628)，朝廷终于为陶朗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