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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秀水县(今秀洲区)王江泾镇上有一条非常繁华的街道——一里街。一里街，顾名思义只有一里长。的确，若按清末民初学者唐佩金所撰写的《闻川志稿》记载来看，从射襄桥之西到济阳桥之东，确切距离为495米；若从运河塘西侧起算至市河西端，长约590米。

　　一里街的形成，并不像当代开辟一座新城或建设一条新街道那般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

　　今天的王江泾集镇，唐宋时期属嘉兴县永乐乡三十都北境。按古代记地名的方法，它所跨的圩头为东北结字圩、西北结字圩、小中圩和大中圩。一里街就在东北结字圩的南侧。南北宋之际，王氏、江氏两巨姓从北方入迁运河之东的闻川市(自此开始叫王江泾市，即王江泾镇的前身，今荷花村沈水石桥至长虹村铁店港一带)，声望盖过了原住民闻人氏。后来，闻人家族从运河之东迁居到了运河之西东北结字圩东南角的射襄桥一带，并开设店铺，经商为业，始成后来王江泾集镇的开镇之族。一百多年后的元朝初年，原居住在金桥的陶菊隐因起兵抗元失败，逃至东北结字圩过起了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在闻人家族的带动下，以及王氏、江氏两大姓迁居他处的影响下，那些店铺又陆续搬迁到射襄桥之西，再加上东北结字圩附近一些商家的加入，一条沿河的商业街渐成雏形。而随着陶氏家族的入迁和店铺建设朝东西双向发展，一个新的王江泾集市慢慢形成了，一里街也初具规模。之后，一里街的发展更快，集市上的贸易也更加繁荣，于是，王江泾便由集市渐渐向集镇发展。为了加强对集市的管理，宋元两朝都在王江泾设立了巡检司。不过那个时候“王江泾”一词虽已载入史册，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域名称。

　　明宣德五年(1430)，“王江泾”终于以行政镇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并逐步走向了繁荣。那个时候，一里街的商业贸易已非常繁华。街道上小贩、商人、顾客、游人，摩肩接踵，街道两侧丝绸庄、针线铺、干货店、茶馆等鳞次栉比。最为热闹的去处当属丝绸庄，明万历《秀水县志》记载道：“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天然痴叟所著《石点头》和冯梦龙所著《三言二拍》中也分别有描述：“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丝绸为业。四方商贾，俱居此收货。”“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劳，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余百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唯此处最盛。”商贸的繁盛，很快让王江泾镇成为与新塍、陡门、濮院并肩的“秀水县四大镇”之一。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二十六日，盘踞在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一带)、柘林(今上海奉贤区一带)的倭寇窜至王江泾，大肆掳掠，并纵火几将整个集镇置于灭顶之灾，一里街更是面目全非。此后，镇上居民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恢复了一里街的面貌和商贸。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集镇再次成为“烟火万家”的巨镇，居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至嘉庆、道光年间，集镇的丝绸业达到鼎盛时期，由“日出千匹”一跃而为“日出万匹”，一里街上的贸易规模更是史无前例。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与清军在镇上发生激战，大火烧了七天七夜，一里街又被夷为平地，昔日的繁华都化作乌有，大部分商人都逃至盛泽。太平军被清军剿灭后，在陶模与唐员等人的发动下，镇上的恢复工作才渐渐展开，一部分商人重新回到王江泾，一里街的贸易也慢慢重回正轨。据《闻川志稿》记载，一里街上原有李家、陶家、计家、万家、面店、簆店、堂楼、淘沙、金家、混堂十条弄堂，咸丰兵燹后只恢复了堂楼、淘沙、金家三条，另在靠近运河塘的地方新增了杨家、竹行两条，其灾难影响可想而知。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另外七条弄堂才得以全部恢复。至20世纪30年代，一里街又繁华如初了。

　　可恨的是，1937年11月17日凌晨，日寇侵占王江泾，并实施了疯狂的烧、杀、抢、掠，整个集镇再一次陷入火海之中，哭声震天，浩劫空前。三天两夜后，镇上1300多间房屋成了废墟，一里街两旁的楼房所剩无几，商贸完全陷于瘫痪状态。抗战胜利后，镇上的居民开始着手恢复家园，一里街的12条弄堂修复了四条——杨家、金家、淘沙、堂楼，另外又开辟了五条，两旁的商铺也陆续开张。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里街上的九条弄堂自东而西依次为：钱家弄、史家弄、杨家弄、金家弄、淘沙弄、曹家弄、堂楼弄、朱家弄、镇西弄。

　　改革开放后，一里街上的商贸极为繁荣，各色店铺应有尽有。后来，随着集镇规划的改变和商贸区的转移，一里街上的商铺渐渐减少，这里成为主要的居民区。目前，王江泾镇政府正在准备对一里街进行改造，相信不久的将来，一里街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