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店镇解放街188号这座三开间旧式平房的墙上，嵌着一块由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竖立的“施定夫故居”水泥碑，这里就是2009年公布的嘉兴市文物保护点之一，著名画家施定夫的旧居。

　　施定夫(1874-1946)名祯，字廷辅，东渡后始字定夫。之所以说施定夫是名声在外的画家，是因为他以擅画人物而著称于海内外。

　　施定夫少年家贫，十二三岁就在故居所在地的王店镇北塘小杂货铺当学徒，他从小喜欢绘画，在当学徒期间，便利用业余时间不断临摹绣像小说上的人物画。年龄稍长就千方百计向邻居借画临习。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一次，施定夫见一大户人家的厅堂里挂着《关羽读春秋》巨幅中堂，十分喜爱。但这样一幅大幅名画，主人是决不肯借给一名初学少年的。施定夫就经常借故到这户人家玩，实际是去揣摩画作。久而久之，这一举动被画的主人发觉了，怀疑他意图盗窃名画，便大声呵斥并加以驱逐，施定夫急得想哭，只好直说想借画临摹。主人起初不信，但见他情辞恳切，又有旁人佐证，这才慷慨地把画借给了他。施定夫千恩万谢，经过四五个昼夜的努力，他当真将画临摹完毕并物归原主。这位画主看到惟妙惟肖的画稿后十分惊奇，觉得这小孩子确有培养前途，就慷慨地陆续供给他其它画稿。由此，施定夫的名声便在小镇上传开了，杂货铺老板也对他另眼相看。施定夫自感画稿得来不易，所以非常勤奋，经常认真学画。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只要遇到名画，总是临摹不辍，他的花鸟、山水画稿积累不下万余张。

　　二十岁以前，施定夫足不出王店镇，但凡有来小镇卖画的画家，他总是诚恳地登门求教，并勤劳地为他们服务，洗衣服、烧饭、扫地、买东西跑腿等，样样都干，尽可能地为他们解决生活上乃至经济上的困难。因此来王店的画家都乐于交结他，并传授他技法。其中山阴一位任氏人物画家王鼎年给他的受益最大。二十岁以后，施定夫开始“跑码头”卖画，同时寻师访友。他从小镇到大城市，结识了许多画家朋友，画艺大进。后来到了上海，参加了革命组织“同盟会”，并认识了当时在上海《神州日报》当记者的黄宾虹。由此，他的画名渐渐被全国甚至为日本朝野所知，其画作也在日本的报刊上刊登。日本政府闻讯后即派员来上海邀请他东渡。当时桐乡的山水画家张伯英和叶伯长已先在日本，于是施定夫便于1911年秋远涉重洋来到东瀛。

　　施定夫在日本居住了十三年之久，大正天皇曾携全家参观他的画展，这在日本是了不起的殊荣，但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笼络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此后，施定夫担任东京“南画会”会长。南画会以“宣传中华文化”为宗旨，主要会员有张俊、叶伯常、潘琅圃等十余位旅日画家，同时还有国内邮寄作品会员，其中包括吴昌硕、高邕之、陆廉夫、黄山寿、李剑泉、胡郯卿、范守白等一批“海上画派”的著名画家。画会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举办规模甚大的“中华南画会展览会”，赢得日本社会的好评。日人梅泽和轩在其所著《南画史要》一书中屡屡提及施定夫“花鸟人物抚新罗山人、陈老莲而自成一家”。日本《画家大字典》在《舶来画家》项目下，也郑重提到施定夫的高超画艺。施定夫推动了中国画在日本的继续发展。

　　1923年，东京发生7.9级大地震，伤亡约25万人，85%房屋毁于一旦，施定夫的所有财物也在这次大地震中被毁。悲痛之余，他便于次年匆匆回国。其后日本虽多次邀请他前往，但因惧怕再次发生地震，都被施定夫一一谢绝了。

　　施定夫回国后，在王店镇故居筑画室“小长芦馆”专事创作，并种竹莳花，不闻外事。日寇侵华，镇上的士绅们以施先生曾长期居住日本深谙日语为由，恳切要求他出来暂时应付，古镇这才得以幸免。但耿直的施定夫不进“维持会”、不做翻译，更不做敌伪一官半职，以闭门作画为生，后长期隐居于今洪合泰石桥。1946年，施定夫于王店旧居病故，享年72岁。

　　施定夫的画汲取各家所长，创出了自己的风格。他擅长人物、仕女、神仙、佛像，又精于花鸟、山水，用笔湿润而清逸。花鸟造型继承嘉兴画派张熊、朱俑技法，而又别具一格。水墨山水苍茫浑厚，受黄宾虹等画风影响。侨居日本时，他又将日本画、西洋画、工笔画、写意画等熔于一炉，特别是人物面相、须发等技法具有独特神采。《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说他“初学钱蕙安，后弃钱派面貌，自成一家”，其力作《弥勒佛》曾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中展出。

　　施定夫既谦虚好学，又乐于助人。他竭力推崇郁文哉、章定熊等山水画家的艺术成就，并将他们的画作输出国外。评论人物画家徐砚的画作“构思新颖、姿态动人”，并谦虚地说自己是“相形见绌、自比不如”。经他多方推荐，许多人都争着订购徐砚的画。施定夫一生摹写画稿甚多，估计在中国与日本有万件以上，可惜大部分在文革中遗失，目前在网上拍卖的作品，每幅价格均在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