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日历，指的是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挂在厢房墙上的日历本，俗称“阳历簿子”。这种日历大小如《新华字典》，封面一般都呈红黄色，透出浓浓的喜庆色彩，里面就是365张日历，一日一张，星期六绿色，星期日红色，其他都是黑色。

　　日历的上端用扁扁的洋铅皮与后面的衬垫装订在一起，组成一本完整的阳历簿子。衬垫其实就是一张彩色硬板纸，状如A4纸，上面印有胖娃娃抱鲤鱼、杭州钱江大桥、六和塔之类的吉祥图案。每年底，供销社文具部就开始出售日历和衬垫了。因为这两样东西可以拆分了买，所以农家的衬垫都不会像日历一样一年一换。我小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家的日历衬垫都成了家庭的记事本，写着“几月几日捉小猪”“某号轮到拖拉机手吃饭”等。也有的人家将衬垫当成针线包的线板，女主人把缝衣针插在衬垫上，既便捷，又安全。更多的记事都写在一张一张的日历上，比如下个月某日要到亲戚家吃上梁酒，当家人就叫正在上学的孩子在这页上写上一句话。要是家里没人会写字，主人干脆就将这一页折个角，颇有结绳记事的意思。

　　大多数人家的日历，每天撕下一张，随着时光扔去，我家的日历却幸运得多。父亲是大队会计，他深谙废物再用的道理，精心将每天日历翻上去，用晾衣服的木夹子夹起来。积攒到一定程度，厚实得快要翻不上去的时候，父亲便将日历的洋铅皮装订卸开，取下这些过期日历，用针线重新串好，做成草稿本。这样的草稿本差不多伴随了我整个小学时光，二十四节气名称也是那时候熟记于心的，也算耳濡目染、熟能生巧。

　　当时，除了这种大众化的日历，还有一种袖珍版的“历书”，大小也如《新华字典》。这种历书每月一张，正面是“月历”，背面附录各种各样的百科知识，以春播秋收的农事为主，也有四大名楼、北京十景等人文知识，最后还有几张空白的记事页。我读初中那几年，每年花5分钱买一本，用作自己的“大事记”，也曾写下那时代的“青春懵懂”，可惜这些历书后来都不见了。

　　师范毕业那阵，挂历特别风行，各个主题系列的挂历都有。元旦前一个月，送挂历成了有品位的社交礼仪。因为当着班主任的缘故，我总能收到学生家长送来的好几本挂历。这些挂历都用报纸卷起来，由家长带着孩子骑自行车亲自送到我的单人宿舍，既送了礼，也做了家校交流，真可谓一举两得。现在想想，自己的举动是有悖师德的，但当时只觉得家长的挂历是公家发的(每张月历下面都印着“某某公司赠”的字样)，而自己正好喜欢，也就顺水推舟了。那些年，我每年都能收到近十本彩色挂历，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小花”——陈冲等当红明星挂在宿舍，再选出一本山水风光挂在办公室，剩下的就做了“二传手”。直到上级颁布“禁挂历令”，我就再也没有收到家长赠送的挂历，自己也没有买过。据说新华书店的挂历生意也做不下去，当年的挂历就积压不少。

　　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日历，挂历禁止了，又出来了“简明年历”——一张16开大小的彩纸，印着十二个月的日期。我将它夹在办公桌玻璃台板下，查找周次或者备忘日期，同样方便，只要用红笔将那个日子圈起来即可。那些年，镇上的印刷厂正好成为学校的“共建单位”，他们每年都送来厚厚一沓“年历”，大家尽情拿取，不用分派。年轻读者读了这段文字可能要哑然失笑，但要知道千禧年之前，手机还非常稀有，盘缠日子、计划时间还得依靠日历、年历。

　　年前，住在乡下的老父亲要我帮他买一本“阳历簿子”，我惊讶于至今还能买到我小时候的日历。父亲说，农民离不开这种日历，过生活，就是把日历一天天翻过去，这样显得格外踏实、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