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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以后，秀洲区王江泾的窑墩在杭嘉湖一带逐渐出名。上海《申报》就曾报道：“汊港纷岐，窑墩栉比，附近乡民，于农事闲暇之时，挑掘田岸泥土，制成砖坯，售诸窑户，获利尚巨。”（载1921年12月5日《申报》）

　　窑墩，即砖瓦窑，因其形状像一个壮实的墩子，得此名字。王江泾窑墩的“师傅”，是毗邻的嘉善。王江泾东部便是嘉善陶庄等乡镇，南汇片的几个村都与嘉善接壤或隔着一条小河，而嘉善的砖瓦制造业早在明清时就已十分出名。据记载，清代嘉善干窑一带已有1000多座窑墩，故有“千窑”的美誉。而王江泾南汇片，自古人多地少，农民靠种地填不饱肚子，于是寻求新的谋生之路。

　　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上海等地开设商埠。此后，许多外国人纷纷到上海的通商口岸建筑房屋。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江南各地的商贾巨富、官僚士绅惧怕太平军的声威，纷纷避居苏、杭、沪等地。一系列变故引发了在新居住地兴建房屋的热潮，瓦砖需求量急剧上升，这也极大地刺激了位居杭嘉湖中心位置的嘉兴砖瓦制造业。

　　当时，嘉善数千个窑墩日日冒烟，砖瓦供不应求，金钱滚滚而来。毗邻嘉善的秀水县思贤乡小曲村（今王江泾镇华联村）的农民，或到嘉善窑墩去帮忙干活，或去学得一技之长后回到故乡合伙办窑墩。有几个家境富裕的士绅，索性请来经验丰富的嘉善烧窑制砖“把作”（领头）师傅，帮助兴建窑墩，自己动手制作青砖瓦。几年之后，小曲村平地起了数座窑墩。最盛时，仅一个小曲村的窑墩数便多达11座，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从事这项工作。

　　据考证，小曲村是王江泾最早建起窑墩的地方。我曾实地去看当地的旧窑墩，在东南面毗邻嘉善的河边，还存留着以前两座窑墩的遗址。村民们说，这两座窑墩以前十分热闹，车来人往，运料的、出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小曲村窑墩的兴盛，使得同在南汇的廊下村、红联村、莫家甸村等也“依样画葫芦”建起了窑墩。随后，南汇片的窑业又迅速带动了当时秀水县廉让乡（今王江泾镇荷花）、梅湖乡（今王江泾镇田乐）、双桥乡（今王江泾镇双桥）的窑墩砖瓦产业。

　　王江泾尤其是南汇一带泥土质黏而色深，是制作优质砖瓦的理想原料；而在地理上，此处依傍运河，距离上海、杭州、苏州较近，水道运输极为便利。王江泾窑业的兴盛是天时地利人和。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江泾士绅陶溥成、陶汉江等人在王江泾镇接战港口（位于今王江泾镇长虹村），发起组织了一个“泾东窑业公司”，出资两万元，先后建起窑墩10座。当地士绅潘小波等纷纷响应，相继投入巨资壮大公司实力。民国时期，王江泾众多的窑墩都将一船一船的砖瓦通过运河送至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王江泾也因此成为江南一带负有盛名的砖瓦基地。

　　随着窑业的发展，众多农民在田里挖泥制坯，使本来低洼的田塍不断下沉，汛期到来，极易造成水灾。1921年11月，王江泾的士绅朱姚昌等人就向国民政府嘉兴县政府呈上文状，请求“示禁乡民挑掘泥土，以利农田”。当时的县政府得到呈报后，立即查禁挑掘泥土行为。但迫于生活，当地农民仍没有收手。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嘉兴县农村调查》载：“南汇镇2130户中，制坯者400户，年产土坯5000万块，供附近砖窑烧砖。”抗战胜利后，由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又大兴土木，使王江泾的窑业再次兴旺，并达到了极盛阶段。直至解放前夕，由于战争等因素，砖瓦行业销路清淡，王江泾的窑墩才逐渐衰落。

　　解放后，政府积极扶持王江泾的砖瓦制造业，将窑墩作为帮助农民解除生活困难的重要手段，令当地的窑墩又重新冒起了烟。1950年，窑业又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副业，仅长兴乡（今王江泾镇南汇）的农民参与窑业的就占70%。仅1952年8月，王江泾区所属洪典乡（今王江泾镇荷花）、东林乡（今王江泾镇荷花）、田乐乡、梅兴乡（今王江泾镇田乐）、南汇乡、澄溪乡（今油车港镇）、荷花乡的砖瓦土坯共生产322.09万块，销售额1.69亿元（当时货币，下同），农民得款1.56亿元。20世纪60年代，王江泾又先后在史家路、合路、西埂、东荷、莫家甸等村建起了东方红大队砖瓦厂、光辉砖瓦厂、长虹大队砖瓦厂、李家港窑厂等，但规定严禁在本区域取泥掼坯，特别禁止取用圩岸土墩和田间泥土，提倡向外地买泥和外出掼坯。众多窑墩拔地而起，生产的砖瓦既解决了农民的建房材料，还可用砖瓦置换钢材、化肥，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1980年，王江泾共有窑墩57只，其中公社办3只，大队办52只；石灰窑1只，平瓦厂1家。

　　随着人们对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1982年，嘉兴市整顿砖瓦窑厂，加强农村的取土管理，提倡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王江泾的众多窑墩才逐渐减产或停办。2001年,嘉兴市出台了市区建筑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等措施，王江泾的窑墩逐步关停至消失。目前，莲泗荡边仅存的梅氏窑墩，已成为一个供人观赏的旅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