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因工作需要，嘉兴市委从担任农村基层生产大队主要领导的年轻干部中，选拔了一批干部充实到公社机关工作。我与时任双联大队党支部书记陆甫根有幸被选拔到南汇人民公社，同时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上世纪70年代，公社机关干部人数不多，一般在15个左右，工作也比较单纯。集体经济只有为数不多的乡办企业，而且规模也比较小，全年总产值不到1000万元；社会公益事业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发展缓慢；土地管理仅限于农民建房；计划生育以提倡为主，工作力度不大。当时工作的重心在农业生产，重点是粮食生产，催种、催管和催收。因此，公社机关的脱产干部大多数安排到生产大队当驻村干部，协助各生产大队开展工作。我到公社工作以后，组织上安排去湖州三天门地委党校学习和培训3个月，回来后，先到莫介甸生产大队，后到溪中生产大队当驻村干部。

　　记得1978年8月初的一个上午，我带着被褥铺盖、煤油炉（也叫经济炉）及日常的生活用品到溪中大队报到。该大队规模较小，全大队总户数163户，总人口760多人，有6个生产队，时任大队书记是黄梅林。溪中大队经济相当困难，没有办公的地方，大队办公用房是借用学校的教室。我要在村里住下来，梅林书记就和学校负责人商量，再借用了学校一间不到6平方的横屋头房子居住，床铺也是用几只换下来的旧课桌拼搭而成。刚去的时候，由于是大热天，白天太阳照射，晚上屋里热得无法入住，只好搬到外面临时搭铺过夜，农村里夏天的蚊子又多，常常整夜不能入睡。6平方不到的房子，既是我的办公场所，又是吃喝和居住的地方。我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生活、工作到1979年8月31日，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凤桥区委工作，才终止。

　　当时的驻村干部真的是驻村。如果公社没有会议，必须住在生产大队里。尽管我驻村地离家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晚上没事也不能回家，基本上每天晚上要到生产队学习或开会，商量农业生产上的事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吃饭要自行解决。有时工作忙来不及烧饭，就下点面充饥，没有下饭的菜，就吃点萝卜干、乳腐下饭，生活相当艰苦。

　　驻村期间，我在做好面上工作的同时，还要联系一个生产队。大队里把我安排到各项工作都较落后、粮食产量低、分配水平较差的第五生产队，去帮助和指导工作。第五生产队队长是盛爱生，工作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文化，不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工作简单，方法欠缺，干群关系处置得不是最好。在此期间，我经常到他家里沟通交流，商量、探讨具体的工作办法。我协助队长抓好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尽力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社员的分配水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第五生产队在队长的带领下，各项工作有了气色，有许多工作赶上或超过全大队的水平。

　　驻村干部不仅要抓好日常工作，还要坚持参加农业劳动，与社员同甘共苦。只要公社和大队没有具体工作，空余时间就得参加劳动。我劳动地点在与工作有联系的第五生产队，只要有空，哪怕几个小时也要去田间劳动。农活由队长安排，如挑担、罱河泥、防病除虫、施肥等，什么农活都要干。我还和生产队里的团员青年搞大麦高产试验，在耕作、施肥、灌溉、防病除虫等各个环节加强管理，最终取得了好的收成。

　　回想当时的公社干部，虽然环境较差、条件艰苦、待遇较低，月工资一般在42元左右，我们这批选拔干部只有8元生活补贴，年底参照本生产队同等劳力记工分，参加分配。但那时每位干部都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同时深入农村、扎根基层、联系群众、同甘共苦，当时干部的思想境界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值得现在的年轻干部学习和继承。

　　（感谢秀洲区政协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