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年11月中旬，嘉兴沦陷。没几日，嘉兴各镇相继被日军占领，地处嘉兴南端的王店镇也不例外。

　　据坊间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因为当地有一名爱国画家名叫施定夫，早年曾漂洋过海到日本去“留洋”，他的画作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还受到过日本裕仁天皇的召见。施定夫在日本留洋十一年，以画为生，不少画作都留在了日本。可能由于这一缘故吧，王店被日军占领后，没有像王江泾、新塍等地那样，被日军疯狂地烧杀抢掠，可也破坏不小。

　　抗战爆发前，施定夫已回故乡王店定居，专攻人物画。日军占领王店后，由于施定夫在日本的名声，再加上施精通日语，日军驻王店分队的少佐便要施定夫做王店镇的“维持会长”。施没有答应，仍继续他的画画营生。但日军并未放弃，经常来施家纠缠，要他说出“支那兵”（中国兵）的行踪。施想出一条两全其美的计策。一方面，他暗地里通知当时王店镇东祈塘寺和镇西古南寺的僧侣，说某月某日，日军要扫荡这两个寺庙，要他们尽快离开；另一方面，他跟日军瞎编，说祈塘寺和古南寺有“支那兵”出没。日军闻听后，信以为真，即前往两寺，但没有发现“支那兵”，恼羞成怒之下，遂放火烧了祈塘寺和古南寺。此时，寺内的僧侣早已听了施定夫的话，跑走了，无一伤亡。

　　虽然日军在王店镇没有抓到地下抗日武装人员，但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殴打百姓之事时有发生，王店镇的居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日军进驻王店的第二年夏季，一天早上，两个日本兵拼命追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妇女，口里还直嚷嚷：“花姑娘的，站住！”日本兵一直追到东木桥（现为文昌桥）。眼看还有三十多米，日本兵就要追上这个年轻女人了。我爷爷见状不好，生怕姑娘遭到日本兵的祸害，就忙把逃经我家门口的姑娘，冒险引进家中，并关照她从我家后门逃走。那两个日本兵气喘吁吁地追到我家门口，突然发现不见了这个姑娘，便冲进我家，恶狠狠地问爷爷：“你的，花姑娘的见到没有？”爷爷说：“没有见到。”日本兵不信，硬是说爷爷藏起了那个姑娘，一把揪住爷爷的衣领，一定要他交出那个“花姑娘”。无奈之下，爷爷只得把母亲叫了出来，称：“我们家只有这么一个姑娘，没有第二个姑娘。”日本兵一看母亲的身材、相貌和那个姑娘完全对不起来，就叽里咕噜了一阵，又往东边追去了。

　　日军占领王店时期，爷爷为了我两个姐姐、两个哥哥的安全起见，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对策。听母亲讲述，日军侵占王店的第二年秋，爷爷在问寰乡（今王店镇建设片）一个名叫周东村的村子里，向一个周姓地主买了三间瓦房、四亩地，以安置姐姐和哥哥们。因那个地方离镇上较远，地处荒僻，小股日军一般是不会去那里的。爷爷把姐姐、哥哥们安顿好后，又回到镇上经营他自己开设的“王洪兴旧货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哥去周东村乡下不久，不幸患上了天花，那时乡下没有医院、医生，得雇船从乡下摇到镇上的私人诊所治疗。当时由于日军在水上、陆上盘查很严，运送大哥去治疗的船被日军卡点拦住检查。大哥年纪轻，日军哨兵认为是“有地下抗日武装嫌疑”，硬是拦住船只不让通行。几个日军在船上搜查了一番，也没发现什么。但可恶的日本兵还是不让船只通行，用刺刀将船只硬生生地给逼了回去。由于治病被日军耽搁，大哥回去后的病情便每况愈下，不久就死在了乡下。爷爷、奶奶和父母痛不欲生，恨死了那帮日本佬。

　　据母亲回忆，大哥死后不久，我家老四，一个长得既聪明又漂亮的小女孩，连日高烧不退，只得从乡下雇船到镇上治疗。可谁知，途中遇到土匪与日本人发生枪战。此时，老四由于连日高烧不退，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再加上激烈的枪战声，她受不住惊吓，后几经磨难，被送到镇上诊所不久，就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日军占领王店后，在塘桥的东西两侧，分别设有哨卡，进出的人都得接受盘查，如没有“良民证”则根本进不来；即使有“良民证”，日本兵也时不时地拿百姓出气、殴打。有一次，父亲从塘桥西回塘桥东的家里，经过哨卡时，因没叫一声“太君”，便被日本兵殴打了一顿。

　　1945年8月，日本人战败投降后，尚在乡下的二哥、大姐才被接回镇上的家中。

　　回想起日军侵占王店的日子，也就是我家逃难的日子，母亲常对我们说：“日本人真坏！要不是他们到中国来打仗，我们也不会逃难，你们的大哥和四妹也不会死去。”早先，爷爷、奶奶、大哥、四妹的坟墓都安放在当年逃难的周东村乡下，现在已很难再找到他们的埋骨处了。因乡下的老一辈都驾鹤西去，土地也多次变动，凭我当时模糊的记忆，墓地都移位了。安息吧，我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