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6日 10：44

　　4月5日，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一位母亲在“小萝卜头”宋振中雕像前为儿子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新华社记者周衡义摄

　　1985年，正是而立之年的厉华，来到重庆红岩博物馆。每次去渣滓洞，看到那些狰狞的刑具，那令人窒息的环境，他还难以理解先烈们面对地狱般酷刑、面对生死考验作出的人生抉择。从此，他埋首在一件件档案中、一封封书信里，执着地试图走进先烈们的内心世界。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一桩桩荡气回肠的事迹，在他的面前浮现：

　　那是1948年的一天，审讯室的门开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人被带了进来，透过灰暗的灯光，审讯桌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打量着眼前这个人称“七少爷”的青年。“七少爷”刘国鋕出身四川庐县一个地主家庭，大学毕业后，因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被捕。这样一个富家公子能从骨子里相信共产革命那一套吗？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而已。徐远举想，只要稍加规劝，一定能使“浪子”回头。

　　询问开始了，出乎徐远举意料的是，任凭如何威逼利诱，刘国鋕回答得很简单：“我什么都不会说。”

　　面对酷刑，刘国鋕仍守口如瓶。今天，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中，还能看到当年徐远举对他充满迷惑的询问：“你们家有钱有势，革谁的命？造谁的反？”

　　刘家动用了种种关系来搭救他。国民党的战区司令、参议长、市长纷纷说情，狱方也一退再退，提出只要刘国鋕在认错书上签字，即可获得自由。然而，刘国鋕拒绝了。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动派却要做垂死的挣扎，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

　　带着黄金、名表、空白支票，刘国鋕的哥哥再次来监狱打点。哥哥流着泪跪在地上求他：“只要保住性命，出去后你愿意到美国留学我出钱，不愿意留学可以跟我到香港做生意。”刘国鋕也流泪了，但坚定地摇着头：“我死了，只要党在，就等于没死。”

　　少先队员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献辞，表达对先烈的缅怀和崇敬之情(4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11月27日，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近两个月之时，刘国鋕被敌人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他高声吟诵着自己写的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先烈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厉华。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共产党烈士，70%以上出身富裕家庭，有的还是从海外留学归来，却坚定地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以生命坚守，至死不渝。

　　厉华找到了答案。近年来，他以红岩精神为主题做报告达1000场。他说：“不把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宣扬出去，那是一种罪过。”他宣讲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有了信仰，他们可以忍受人世间最为残酷的刑罚，可以微笑着面对死亡。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夏明翰的生命绝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正是有了信仰，他们视金钱如粪土，看富贵似烟云，痴情奉献革命事业。出生于大地主家庭的彭湃，走上了革命道路，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怕他“败家”，家中兄弟分产自立。彭湃将自己分得的田契当众付之一炬，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正是有了信仰，他们在柔肠寸断中，选择了抛妻别子，书写出惊天动地的人间大爱。1928年10月，25岁的共产党员陈觉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中这样说：“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切。”5个月后，23岁的赵云霄在给初生的女儿喂完最后一次奶，留下遗书，从容赴死。

　　正是有了信仰，他们将手中的每一点权力、身上的每一份精力都用到了人民身上。杨善洲，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一辈子坚守清贫，坚守激情：“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

　　信仰，绵延90年并将继续传递下去。不同时代的先烈有不同的特点，但对信仰的追求却一脉相承。他们被科学的理论所武装、被强国富民的真理所吸引，为了人民的事业、民族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们心目中，信仰，如生命的火炬，长明不熄；似奋斗的旗帜，指引方向。

　　正是因为信仰，让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正是因为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中华民族以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从苦难走向辉煌。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记者 赵承、李斌、李柯勇、周英峰 参与记者：卫敏丽、俞菀、蔡玉高 　　　编辑： 谢冬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