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引述中国劳动保障科学院相关人士的说法，称《条例》按照国务院法制办提出的新要求，进行最后一次修改，并将很快出台。

    而中国劳动保障科学院相关人士随后又否认了上述报道，表示《条例》具体何时出台他并不清楚。

　　8月5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刘军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条例》出台的宏观经济环境或者说时机尚不是很成熟，相关部委对于某些“基本”概念尚未达成一致，一些可操作性的监管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提出，《条例》年内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条例》本身有一些概念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工资’到底包括哪些内容，财政部、国税总局、人社部、发改委以及国家统计局对于这样的概念都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从主观方面还有待各个部门进行进一步沟通，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才可以进行比较规范的界定。”刘军胜告诉记者。

　　于2008年底完成的《条例》草案和此前的《劳动法》类似，酝酿过程曲折漫长。

　　“主观上很多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客观上经济形势不允许，《劳动法》出台后，给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目前出台《条例》我们也认为不合适。”刘军胜直言。

　　部委间尚存概念分歧

　　据刘军胜介绍，《条例》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因素。

　　“出台时机要考虑到企业对于成本的承受能力。当企业可以承受人工成本上升压力时，《条例》的出台是有利的。《条例》出台，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在经济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出台则对企业有压力。”刘军胜说。

　　在他看来，《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再密集地出台类似的劳动法规，未必是很好的时机。

　　“何时出台大家都在热议，但是国务院一定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人社部作为《工资条例》起草和实施的主管部门，也要看条件是否成熟。”刘军胜说。

　　据刘军胜透露，《条例》草案中最核心的工资集体协商要更进一步地加大力度。

　　在《条例》草案中明确提到“职工一方有权提出工资集体协商，职工一方提出工资集体协商，企业一方就要接受”。

　　“通过集体协商促进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我们把这一条引入《条例》，更进一步地提升了集体协商的法规层次，加大了规范力度。”刘军胜说。

　　《条例》出台之后，将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如果劳动者提出谈判，企业就必须接受谈判，对于劳动者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对于企业也就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监管。

　　不过，《条例》仍有很多概念尚未在各大相关部委中间达成共识。

　　比如到底哪些行业属于“垄断行业”？哪些行业的工资要加强监管力度？仍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分歧并非各方难以达成共识，而是有些概念需要进一步清晰。

　　而且各界期望较高的“同工同酬”也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刘军胜表示，“同工同酬”虽然写入了《条例》，但目前相关部门尚未找到很好的办法来提高“同工同酬”的可操作性。

　　在他看来，即使《工资条例》的出台之后“同工同酬”也难以马上实现，这是劳动者追求的一个方向，如何实现、有无具可操作性的措施，目前国内外都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式。

　　特殊行业还需界定

　　据记者了解，在《条例》草案中没有提垄断行业，而采用了“特殊行业”的概念。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关于哪些行业是垄断行业存在很多争议。

　　“如果电力是垄断，但是现在有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企业；电信是垄断吗？也很难说。特殊行业还需界定，但监控其工资，使得其工资与社会整体收入保持一个比较均衡的水平是必然的。”刘军胜说。

　　他还表示，对于特殊行业如何加大监管力度，一定会有新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否会对相关行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都是《条例》起草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记者了解到，《条例》草案要求垄断行业要定期公布工资平均水平、涨幅、增长金额等内容。

　　据刘军胜介绍，增加高收入者工资的透明度，将成为监管方式之一。例如金融、证券行业的高收入，如果加大其透明度，就会对其内部分配形成一定的约束力，迫使其进一步规范化。

　　对于特殊行业加大监管力度，刘军胜也坦言，现在劳动部门的监察力度有限，原来有行业成本分析、行业工资指导线等，但是都是部门规章，如果上升到法规层面，就能进一步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

　　“要呼吁赋予劳动部门更多的劳动监察权，补充、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劳动监察队伍，以更好地发挥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宏观调控功能。”刘军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