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的祖国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全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此时的我，尚是腹中的胎儿，我仿佛也在聆听着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12月1日，我这个“共和国同龄人”呱呱坠地。父亲为我取名“士东”，“士”表示家族中的辈分，“东”是表示我出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代人中的一员。

　　1957年9月，我进入嘉兴民丰造纸厂职工子弟小学读书。我的同学，除了民丰职工子弟，还有附近的农村孩子，每个班约有50个学生。整个小学阶段，正是祖国“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百姓生活都很困难。当时，父亲受政治运动影响，被迫下乡劳动；母亲白天上班，晚上还常要参加政治学习或加班，所以家里买菜、打扫卫生等家务，基本是我和我姐姐承担。我小学二年级时，就学会了生煤炉、烧饭。

　　那时，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室里都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色大字，同学们上课时普遍认真听讲，放学后都在家里或学习小组自觉复习功课。学校设置劳动课，从小培养我们爱劳动的习惯。老师教我们补缝裤袜，课后去割草、除四害、捡废纸等，这些都记入劳动成绩。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也有快乐，《让我们荡起双桨》《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声伴随我们长大。

　　1963年9月，我开始读初中，幸运地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学校——嘉兴南湖中学。这所学校是国家在困难期新建的，当时，党和国家反思“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嘉兴师范、嘉兴工专等学校纷纷调整撤销，而南湖中学在此时建设上马，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学校建在南湖畔，仿古宫殿式建筑风格，与南湖烟雨楼遥相呼应。南湖中学使周边绢纺厂、毛纺厂、民丰造纸厂的职工子女，附近少数民族子弟和农村子弟都有了读中学的机会。学校的老师都很优秀，教语文、数理化等基础课的，多是原嘉兴师范的老师，教音乐的肖老师还曾是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及提琴手，教我们政治课的陈莉贤老师，后来成为嘉兴“撤地建市”后第一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我们学校是边建设，边招生。我是第二届学生，学校的操场是各班同学在劳动课时到附近工厂拉煤渣填起来的。1966年，我即将初中毕业之际，“文革”开始，我们就继续留校参加“文革”，三年后才由学校安排插队农村。

　　1969年，我20周岁。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我插队落户到东栅人民公社人民大队第七生产队。在农村劳动中，挑秧苗、挑稻谷、挑猪粪、挑稻草，样样都离不开挑担，我真正意识到“敢挑重担”的含义——“文革”后期，大批知识青年插队下乡，共同为国家减轻就业压力挑了重担。在实践中，我学会拔秧、种田、耘田、收割、采桑、养猪等农活。艰苦繁重的农业劳动，使我更深刻理解什么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毛主席说：“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想要大有作为，就要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为农村和农民服务。当时，农村的大会堂、仓库、蚕室等墙上，都要用大红色油漆写上仿宋体美术字“中国应当对人类做更大的贡献”“农业学大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等大幅宣传标语，许多任务都落在我头上。当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经常要到田间地头为农民表演，还要参加公社举办的汇演，我除了承担伴奏外，还要编写一些小节目。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及《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社论等重要文章发表，我就和另一个队员合作，及时将相关内容改编成快板、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等节目形式，由宣传队排练演出。在农村的日子，白天从事紧张的农业劳动，收工后我会把想到看到的事情写成稿子，为县广播电台及当时的《浙北报》投稿。尽管那时取消稿费制度，稿子采用后只能得到一些稿笺纸等以作鼓励，但我写稿的积极性还是很高。这使我学到的文化知识没有荒废，也为日后业余学习电视大学课程、成为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打下了基础。

　　1975年底，我从农村回到城里，后来进入嘉兴电机厂当工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的人生道路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82年，我赢得业余学习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机会。嘉兴“撤地建市”后，1984年要创办市委机关报《嘉兴报》(即后来的《嘉兴日报》)，报社公开招聘采编人员，具有两年以上电大汉语专业在读生是招聘条件之一。通过初试、复试、面试、体检等层层筛选，我终于被报社录用。

　　进入报社后，我做过校对、群工、专栏编辑，而从事时间最长的是经济新闻的采访报道。我关注嘉兴港区的开发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初乍浦港一期公用码头的规划建设，到二期、三期码头的建设，货运和集装箱运输业务开展情况，乍浦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发展，都有我采写的报道。嘉兴市提出“接轨上海”战略后，我不但参与了1996年和1998年在上海举办的“接轨上海”重大系列活动，还先后采写了许多有关“嘉兴接轨上海”的典型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如“深圳速度”“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我参与采写报道的嘉兴“八大经济现象”系列报道，将嘉兴在改革开放年代经济发展的特色，概括成“零资源现象”“蒲公英现象”等“八大经济现象”。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强的社会影响，国内许多城市都前来学习取经。同时，我的报道得到新闻界同仁的好评，赢得了多个省级以上的新闻奖项。2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我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嘉兴“撤地建市”以来的发展变化，而嘉兴的发展变化正是伟大祖国取得长足发展进步的缩影。

　　2009年，新中国诞生60周年大庆后不久，我从报社退休。第二年，我有幸参与《嘉兴市志(1991年～2010年》续志的编纂。我所在的编纂组承担开放开发、能源、经济管理、财政税收、金融等编纂任务。我愿在有生之年，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把这个伟大的发展历程载入史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这代人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既经历过风雨，又沐浴了阳光。国家艰苦困难时，我们来分担；国家不断繁荣昌盛，我们品味着满足和幸福。我在艰苦的环境中，懂得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真谛，磨炼出独立的人格、不卑不亢为人处事的性格和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是祖国逐步由贫困走向富强的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一直以来，有人问我年龄时，我总喜欢这样回答：“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在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之际，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深感自己与共和国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