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4年出生的，幼时自记事起，对鞋的概念就只有草鞋、蒲鞋和布鞋。我们村当时没有一个人穿皮鞋，原因很简单，一个字：穷。

　　我家似乎更穷。母亲每年只给我做一双布鞋，穿破了，只能夏天打赤脚，冬天穿蒲鞋。蒲鞋多是父亲做的，每到农闲或雨天，父亲就忙着为家人做草鞋或蒲鞋。做蒲鞋的工具叫“爬头”，是一件简单的木质器具：一方砖头状的厚木板中央，插一只树杈头，形似弯曲的胳膊肘。木板侧面，则铆接着一寸多长、手指粗细的一排木钉。农闲或雨天，父亲就忙着为家人做草鞋或蒲鞋。他骑木马似的坐在一只长凳上，用“爬头”的树杈勾住凳面，把几道草绳分别拴在木钉上，草绳的另一头则一起拴在腰间，之后以草绳为“经线”，一层层编织“纬线”。做蒲鞋的原料，是比较软的糯稻柴，有时会加进一些碎布条——这已算是十分考究了。蒲鞋按照各人的尺寸做，穿的时候，鞋洞里垫上笋壳以防水，再塞些棉絮保暖。我的童年几乎都是穿这种鞋过冬的。粗糙的鞋帮常把脚上的冻疮磨破，痛得不能走路。

　　每年，夏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就得开始打赤脚了——除了要去上学。早上，赤脚踩着寒冷的露水去田野里，抓蚱蜢、喂鸭子，边走边打寒噤；傍晚，走在窄窄的田塍上，割草、挑马兰头，常被螺蛳壳和碎砖碎玻璃划破脚底。殷红的血沾在黑黑的泥土上，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1950年代初，嘉兴的乡村流行夏天穿木屐。那木屐虽然粗陋，在坑坑洼洼的乡村路上行走，远没有布鞋方便，甚至没有赤足利索，但穿上它，再也不用担心螺蛳壳和碎玻璃。木屐制作方便，用材简单，两块木板做成鞋底，在前掌处钉上一条胶皮带子就成。踩着木屐，踢踢踏踏地走在村路上，脚沾满尘土后，在河埠头石板上一站，脚在水里哗啦哗啦一拨拉，即可上路。炎炎夏日，那木屐竟也踩出一路清凉。

　　那时候，最怕冬天下雨。农村没有水泥场，没有硬化路，一下雨，满村泥泞，行走十分不便。孩子们大多没有雨鞋，又经不住寂寞，要串门玩耍，怎么办？农村孩子有自己的穷办法：找根绳子，两端分别拴上一块砖，脚踩在砖上并套进绳圈里，绳子则套在脖子上，双手拎着绳子，一步一步向前挪。这种走路办法，好似乌龟爬一样慢，烂泥还常把砖块埋住，黏乎乎的，轻易提不起来，劲用大了，另一只脚下容易打滑摔跤。有时走着走着，绳子断了，弄得进退两难，狼狈不堪。

　　那时的农村孩子，谁都渴望有一双雨鞋。

　　盼了一年又一年，直到1956年。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社，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父亲终于给我买了一双元宝雨鞋，是“双钱”牌的。鞋是祖父交给我的：“喏，你阿爸同你买了双新套鞋。你也长大了，要好好做生活噢。”

　　我人生第一次有了雨鞋，幸福来得有些突然。那些天，我几乎天天盼着下雨。一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穿上崭新的雨鞋满世界跑，周围都是羡慕的目光。我跑呀跑，只觉得越跑越远，一不小心，重重摔了一跤。惊醒过来，天窗上的月光银辉似的洒满一地，依然没有下雨。

　　直到1964年当兵时，我才穿上了球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解放鞋”。草绿色的鞋帮，黑黝黝的橡胶底，在我眼里，这双鞋竟然有些庄重威严感。当班长把那双溢满橡胶味的解放鞋发到我手上时，我像捧着一对金元宝似的，吻了又吻，亲了又亲。六年军旅生活，“解放鞋”天天陪伴着我。出操训练，摸爬滚打，行军野营，它让我身手敏捷；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1970年，我从部队驻地温州退伍。温州皮鞋那时已很有名气，而且价格也不算贵。我特别想买一双带回来，尝尝穿皮鞋的滋味，但摸摸怀揣的那120元退伍费，想想妻子将要生孩子，想想以后生活将要面临许多困难，许多地方都要用钱，我在鞋店门口徘徊良久，怎么也下不了决心……

　　随着祖国的日益富强，人民的生活水平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现在的老百姓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他们脚上穿的，有上千元一双的高档进口鞋，也有几百元一双的国产精品鞋。上街穿皮鞋，进门换拖鞋；旅游，有轻便舒适的旅游鞋；运动，有潇洒自如的运动鞋……鞋的品种，可谓繁多，花样不断。无论在哪里，人们穿着各式漂亮鞋子，带着激情和自信，高蹈阔步，足下生风，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然而，我始终不会忘记过去穿过的那些鞋。它们伴我走过艰难的岁月，每一双鞋，都留下了我成长和进步的脚印。鞋的故事，正是共和国不断壮大、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缩影。